■米歇爾．巴德利。 網上圖片效仿和叛逆本無好壞之分。盲從者與叛逆者其實都受到類似張力的驅動：到底是試圖利用某個群體，還是在該群體中找到認同感並對群體作出貢獻呢？在《盲從與叛逆：從眾、反從眾行為與決策的智慧》（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2月第1版）中，倫敦大學學院全球繁榮研究所名譽教授米歇爾．巴德利坦言：是成為盲從者還是叛逆者，由我們在不同背景和社會角色中的不同身份來決定。就好像電影《化身博士》裡的亨利．傑基爾博士和海德先生一樣，一個在白天循規蹈矩、勤奮和專業的人，在夜晚則可能變得叛逆和充滿破壞欲。 ■文：潘啟雯
作為行為經濟學界的重要學者，巴德利教授經常與社會學、自然科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合作，她將經濟學見解引入多種學科。她寫《盲從與叛逆》的初衷，就是想借助社會學和生物學所能提供的真知灼見，填補經濟學模型的疏漏，並更好地解釋盲從者與叛逆者如何相互作用，效仿及叛逆的本能會否幫助我們更好地適應當今的世界。
效仿可帶來某種策略優勢
許多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的羊群效應研究者都專注於捕捉人的從眾傾向性中隱含的社會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可大致分為兩類：信息性影響和規範性影響。
信息性影響包括我們通過收集他人的信息而學習的所有方式。他人的行為及是否成功是我們可利用的重要信息。觀察他人如何選擇和決定，能幫助我們選擇和決策。我們看到他人選擇的結果，並從他人的錯誤和成功中汲取經驗教訓。從「信息性影響和規範性影響」兩個維度出發，巴德利教授發現，當我們迷路時，跟着大部隊找方向就是明智的選擇。我們可以通過效仿他人來收集信息和尋找方向，並以此為基礎讓自己做得更好。她把這種行為稱作利己型從眾。換句話說，選擇從眾是因為我們作為個體能從中得到好處。從眾可成為釋放某種信號的方式，因而效仿他人可為我們帶來某種策略上的優勢；利己型從眾可以是建立自己聲望的途徑；弱小的個體通過群聚可成為強大的整體；而群聚往往意味着安全。
其實，博弈論學家早已詳盡論證了加入群體或團體帶給我們的策略優勢。其基本理念是一個自私的個體可與其他自私的個體抱團，並以團隊形式在諸如狩獵等行為中完成單一個體無法企及的任務。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讓-雅克．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中以狩獵牡鹿為例，闡述結盟如何為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帶來益處。4名獵手在決定是單獨行動還是合作組成一支狩獵團隊。鹿體型龐大、奔跑迅速，更優的選擇是4位獵手通力合作捕獲一隻牡鹿。假設4人能談妥狩獵所得平均分配，那麼這個同盟關係就能持續。對這個同盟中的每個個體而言，合作帶來的好處大於單打獨鬥時的收益，因此聯合狩獵是符合個體自身利益的選擇，每個人都是贏家。
但是，以利己為導向的個體組成的團隊並非總能帶來好的結果。因為自私的個體會影響團隊整體的行為和表現。當產出和回報在團隊內共享時，個別團隊成員或許會滋生偷懶或「搭順風車」不勞而獲的念頭。除非團隊中所有人的利益都能以某種方式保持一致，否則利己的個體就會毀掉團隊的努力和付出。與這一關於策略優勢的真知灼見一致的是經濟學家關於理性從眾的模型，理性從眾選擇是對效仿他人選擇所能帶來的額外收益的回應。當今最為常見的例子是一群金融市場交易員集體買入一個看漲股票，推高某一資產的價格並從中獲得額外收益。
標新立異者總是劍走偏鋒
人類歷史長河中出現過許許多多叛逆者，其中一些人成功地改變了生命和歷史。從哥白尼和伽利略到達爾文、弗朗西斯．克里克（英國生物學家、物理學家）和詹姆斯．杜威．沃森（「DNA之父」）......如果沒有如此多的標新立異者勇於承擔特立獨行帶來的風險，現代社會將無從談起。這些深謀遠慮的標新立異者將我們帶上新的征程--那些在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無法想像、充滿非議的征程。他們承擔着喪失個人聲譽及社會地位的風險，卻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方方面面的深遠變革。
巴德利教授的研究表明，盲從者之所以成為盲從者，部分歸因於加入群體所帶來的經濟激勵，而追求這種激勵符合個人利益。叛逆者同樣是由個人利益所驅動的，他們利用社會信息，建立自己的聲譽，並在風險和回報之間尋求平衡，這與利己型從眾如出一轍。同樣，標新立異者也有強化他們個人優勢的動力，但其表現形式則是與群體背道而馳。他們同樣也在權衡經濟激勵，只不過是決定（與群體）相反的行事軌跡。他們的偏好使他們更有可能選擇叛逆和反對。
隨着研究的深入，巴德利教授還發現，大多數標新立異者都有個明顯特質：盲從者避之不及的風險，他們承擔起來卻樂此不疲。這在金融行業的逆勢交易者身上體現得最突出。從電影《華爾街》中狂妄自大、為獲利而不顧他人死活的戈登．蓋柯，到2015年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傳記電影《大空頭》中，在逐利的同時多少還有點兒良知的逆市交易員，好萊塢亦真亦假地塑造了很多知名形象。
那為何這些人還要選擇承擔逆勢的風險呢？答案是因為對能賭贏市場的人而言，潛在的回報收益巨大。盲從者與標新立異者面對的風險都與一個經濟學模型相關，即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伯恩海姆的一致性模型：一致性對關注身份地位的利己個體而言是有價值的，而對其他人而言，叛逆的價值更大。伯恩海姆認為，標新立異者有別於盲從者之處，在於享受其作為叛逆者的角色，以及劍走偏鋒的傾向性。
「瘋狂」發明家也是最典型的標新立異者。他們採用橫向思維，並不太執拗於已有的做法，天資和能力都使他們能推進真正有用的發明。他們會給自己設定智力、機械工藝、商業等範疇的挑戰，然後靠着內在的動力激勵着自己去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並非總是和群體背道而馳，只是更多獨立於群體之外行事。
當共識的軌跡驟然轉向時
經濟學家的從眾模型還顯示，一旦我們認定他人掌握的信息更優，就會理性地跟隨他人。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專家。麻煩在於，在宏觀層面這會導致路徑依賴。經驗主義哲學家邁克爾．韋斯伯格及其同事曾論證了這樣一個理念：共識一旦過量就會產生負面影響。他們運用計算機建模的方法模擬了兩類人群：一類由效仿型的「追隨者」為主，另一群以叛逆者為主。他們創建了虛擬的地圖以具化這兩類人群分別能探索的知識疆域有多大。模型顯示，以叛逆者為主導的人群所開拓的知識領域遠大於以效仿型「追隨者」為主導的群體。
這個模擬實驗帶來的啟示是，一旦專家群體中滿是跟風者，對知識疆域的探索就必然是不充分的。效仿型「追隨者」的專家因為互相效仿，所知會更少，因為從認知的維度看，他們本質上只是重走別人的老路罷了。相反，一旦專家群體中有了一定比例的叛逆者，結果就會逆轉，知識疆域被充分探索發掘的可能性將大增。
誠如《科學革命的結構》作者托馬斯．庫恩所斷言，知識演進的軌跡一般而言是平滑的，但當學習和知識部分是依靠社會互動完成時，這一演進歷程就勢必曲折多難。所幸，如庫恩所言，當共識的軌跡驟然轉向時，伴隨「範式轉移」會出現周期性的革命，從而實現知識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