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威 南區建設力量召集人
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下月中發布，政府早前表示在疫情及社會事件下，財政資源變得相當緊絀，因此報告內不會牽涉大規模的公帑使用；然而當局卻指未來施政需要加強「治安、經濟、公共衞生的防備」，甚有增加公共開支的意味，防守型公共投資或成為未來短期內施政的基本策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於去年初撰文呼籲各成員需就經濟衝擊做好防禦準備 (Building Defenses)，當中提到創新及保持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與現時發展「智慧城市」的考量十分相似。
在後疫情時代，全球數字經濟因線上營運模式仍然保持蓬勃，按Visa調查所得，本港的電子商務交易量在疫情期間錄得一成的升幅，非接觸式交易量亦比以往增加七成。各國為紓緩公共開支的壓力，紛紛打算向增長中的數碼經濟徵稅。面對本地財赤及失業率高企的港府而言，完善發展數碼市場絕對有其必要。而且，本地培訓或引入創科人才因大灣區建設變得容易，讓政府投放的培訓成本或得以降低，促進打造完善智慧城市的步伐。因此，智慧城市除了讓我們更具備危機處理能力外，亦符合現時國際間審慎理財的大趨勢。
然而，上星期公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指數中，香港僅在全球109個城市中排名第32。過往公務員思維被批無法與智慧城市的創新連結起來，至本年初又被業界質疑需要急起直追。反映了即使受到疫情威脅，各自為政的官僚思維似乎仍然根深柢固，更遑論產生跨部門甚至跨界別共同協作的想法，推開了官商民之間的創科合作關係。
當務之急，政府應該將去年施政報告的創新焦點擴闊至整體市場，加強在疫情下的數碼轉型誘因並降低相關技術及成本門檻，並將其納入《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讓行政部門有據可依，為往後出現的挑戰作好準備。
讓人惋惜的是，反對派出於對科技發展的恐懼，由以往阻礙創科局成立至妖魔化智能燈柱及健康碼，以政治化手段窒礙城市的進步及市民的健康保障，甚至成為現在去留民調的政治操作、宣傳留任的政治工具，成為阻礙香港進步的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