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老知青回到舊時地，感慨良多。
馬斗全
知青，是多年來一個久盛不衰的話題，可是我卻從來對此話題避而不談。並非因自己不是插隊知青而對此話題不感興趣，而是感情複雜，雖然也有些話想說，卻又不知如何說是好。如今寫下這樣的題目，怕是會令許多知青驚訝不已的。
我第一次切實見到知青，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一個秋天的下午。我初中畢業後，因文革而失學，回村裡種地了，用那時的話，叫做「回鄉知青」。但此「知青」與彼「知青」是不同的，所以實際生活中從沒人把回鄉知青當做知青，後來關於知青的沒完沒了的話題，也與我這樣的人無關，我返鄉後自然便成了與父輩一樣的農民。那次同一些人被生產隊派往河津縣靠近河灘的一個村莊拉蘆葦。說來可笑，我們隊裡買蘆葦是想搞副業，增加點收入，而在物資匱乏時代，想不到蘆葦竟然也屬統購品，是禁止買賣的。所以雙方隊長安排我們下午到，好等夜裡裝車運走。我們到該村時正好有一隊北京知青來到那裡，他們中有幾個小一點的，和我歲數差不多。停在巷口的馬車上裝著他們的鋪蓋，我至今還記得，一捆鋪蓋上寫著「北京九十六中 趙慧嫻」。當時我從那名字，無端覺得那是一位文靜漂亮的少女。她和她的那些同學們，也不能讀書了，而且離開了北京，離開了父母，來到了晉南的黃河邊。不知是出於好奇，還是閒得無聊，我的幾個同伴還去看了那些知青吃飯。他們回來告我說，那些知青用筷子叉著玉米饅頭搖了搖，扔得老遠，然後就哭了起來。我聽了，心中立刻升起一股莫名的同情。那天晚上，我們在星光下偷偷趕著大車拉著小車離開那村莊時，大家都提心吊膽，怕被公家人發現，我卻一直在想那些知青，那些嬌嫩的北京學生，在這荒涼的黃河邊，能生活下去嗎？直到我們的車隊竟真的被供銷社的人當道攔住了，才不再想那些知青的事。
沒多久，我們公社也來了許多知青，多是北京和天津的。不知是因為自己與他們都有著失學的遭遇，還是什麼別的原因，我對知青一直懷有一種深深的同情。願與他們交流，願做他們的朋友。
後來我到國防建設工地幹合同工，又認識了一些知青。一次，在烈日下幹活，我看一位姓曹的知青較能吃苦，幹得還像回事，就勸慰他，經過一段鍛煉後，慢慢適應了體力勞動，就不覺得怎麼苦了。他說，苦在心裡。每幹體力活時總要想到：若不設法離開，就要永遠幹這樣的活。工地上還有外縣一個天津知青，有人告訴我，他與當地一個姑娘結了婚，那女的家因他人軟，總是欺負他。我聽了很生氣，說那家人怎麼就沒長心肝。並且想，可惜他家不是我們公社的，若是我們那裡的，我會為那知青打抱不平的。
同情歸同情，但知青們也每有令人難以理解不能原諒的地方。教莊稼人甚是看不起的，是知青們一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最使我難以理解的是，知青們怎麼總是鬧不團結甚至打架。無論是「為了共同的革命目標」，還是因「同是天涯淪落人」，都該相互尊重相互同情才好，而他們卻多次打群架。兩個相鄰的村子，一個村住著北京知青，一個村住著天津知青，他們一見面就打架，而且打起來真狠。那次從公社開會回來，兩村的知青碰到一起，並不搭話便打起來，有一人被打成重傷，只好躺在地上裝死，才沒被再打。事後我問他們為什麼要打架，回答竟然是不為什麼。原來他們並無怨隙，更無仇恨，只是為了發洩心中的怨恨。他們不敢打當地農民，就只好打別村的知青。就因為這「不為什麼」的打架，我對他們的同情，淡了幾分。後來還聽說，別處的知青甚至打死了人，一個知青被判死刑。
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令我憤憤不已的是某位女知青。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一位知青，我們兩人竟大膽地私下議論該不該讓知青插隊的問題。那小伙子姓衛，說他出身好，本可以去國營農場的，因為愛一個女同學，而隨她來到我們縣。後來有人告訴我，他所愛的那個女同學，為了脫離苦海，竟甘願玉體橫陳支書炕，隨後便得離開農村，而將姓衛的小伙子撇在了那裡。小衛是個老實人，他是最後一個離開那個村子的知青。
大概誰也想不到，那些年，我同情知青和不能原諒知青某些行為的同時，卻在心裡暗暗羨慕著他們。因上邊的指示，也因我們那裡民風的淳厚，知青們享受著優待。生產隊為他們安排好住房，派專人給他們做飯。有的村知青少，就吃派飯。幹活時，他們不必擔心派上很重的活。比如以人力代替畜力拉車，我們是一人一輛平車，上坡或在犁過的地里拉車時，要使出渾身的力氣，每前拉一步，都能聽見心在咚咚地跳。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一個夥伴，一次在田間拉糞土時拉繩突然斷了，頭搶在地上，地被撞出一個坑。知青們若也拉車，則是兩人一輛，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後面推，自然輕省多了。而且他們不必像我們一樣日日勞累，不想幹活時可以不出工，有的人甚至幾個月半年地「名在農村身在城」。更令人羨慕的是，那年頭大家都吃不飽，糧食是最金貴的，知青們所得到的口糧比我們多。所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自己也是個插隊知青，該有多好。如此羨慕知青者，不止我一個。粵東有位農村青年鄧炳昌，我的同齡人，曾冒充知青去外地下鄉。這是好多年後才聽說的，如果當時知道有這等事，我也可能謀求「插隊」的。
平心而論，當年的事實是，知青雖然被貶到了農村，卻還依然高我們一等。雖說受了不少苦，但比起我這樣的同齡人來，還是強了許多。尤其比起農村那些不幸出生於地富家庭的青年來說，更是強了百千倍。那些青年所遭受的苦難和屈辱，知青們是絕對體會不出的。可惜有的知青竟還以侮辱和欺負那些人為樂，或表明自己的「革命」。
知青們開始陸續返城後，我認識的小衛小曹等，還有我不認識的趙慧嫻，先後都回北京或天津了。那許多人被誤了青春後，文化水平較低，又無什麼技能，在城裡一定還會有許多苦悶和不滿。他們走了，我仍面朝黃土背朝天種我的莊稼，「知青」這一概念，隨之也就從我腦中消失了。
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我僥倖上了大學，「知青」二字復又更加頻繁地出現在我的腦中。這不是因為我們同學中有不少人曾插過隊，而是因為從那時起，知青話題乃至進而形成的知青文學，便沒完沒了地出現在出版物中。知青所遭受的種種苦難，他們的不平和心靈上的創傷，被反覆訴說，彷彿他們是世上最不幸的人群。那些文字自然又勾起我舊日的同情，同時又使我不由得想到，我當年曾深深同情知青們的不幸，怎麼這許多知青寫的文字，竟沒人同情當年更不如他們的「我們」，還有更不如我們的那些出身不好的同齡人？
我再一次羨慕甚至有些嫉妒知青，是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的那段日子。知青插隊時間可以算工齡，我這樣的「回鄉知青」，儘管在生產隊幹活時肯定比知青們幹得好，卻不能算工齡。就連在國防建設工地幹合同工的日子，也不能算工齡。我屬「老三屆」，參加工作時已三十大幾了，與同時畢業的那些歲數小許多而當過知青者相比，工齡要少許多年。工齡短工資也就低了些，分房等等事自然也都受損失。一向寬厚隨緣的我，這次真有些心理不平衡了，並且懷疑政府制定有關政策的依據。不平之後，只好埋怨自己，在一個將城市和農村分為兩個世界的社會裡，誰教自己出生在農村呢？
那該詛咒的年代，毀掉的絕不止是一代人的青春，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更是無法言說。好在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現在大家的日子都比以前強多了。不忘記那個年代，是應該的，回憶並記錄下那個時代，更是必要的，但我不贊成有些知青對過去的苦難一直耿耿於懷，同時也不願意聽某些人講什麼「青春無悔」。一次看電視，一群早已回了城的知青聚在一起同聲高喊「青春無悔」，我便即刻換了頻道。他們這種腔調，無論是矯揉造作，還是竟真的那麼想，都令人非常討厭。這些人，無疑更加淡化了我保留在心底的對知青的那份同情。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