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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淼
有關周作人的傳記著作，坊間已有數部行之於世。而止庵先生的這部新著，據他本人坦陳，其「側重點與一般生平傳記亦有不同」，因為在他看來，「對於周作人這樣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來說，思想的發展脈略和表述過程遠比其一生經歷更其重要」，所以他的這部傳記更加注重周氏思想的演進過程——而對於周作人的生平經歷，一方面其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匱乏，另一方面止庵先生一再強調「不能將『傳記』與『傳記小說』混為一談」，傳記小說固然允許「合理想像」或「合理虛構」，寫傳記卻如寫歷史，重事實、講出處的底線是決不可輕易移易的。在此前提下，止庵先生「只打算陳述事實經過，無論涉及傳主的思想，還是生平，容有空白，卻無造作。」止庵先生的新著名為《周作人傳》，其實質已與周氏個人的思想史無異。
在我眼中，由止庵先生為周作人作傳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不僅是因為他曾經親手校訂整理、並編輯出版了大量周氏著作，對周氏不同時期的各類作品熟稔於心，更重要的是，他同時也是目前國內周氏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作為周氏著作的整理者與出版者，止庵先生的成績斐然已無須我在這裡饒舌；作為周氏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止庵先生的這部傳記不僅是對周氏思想的一次溯本求源、系統清理，同時也不啻於是對周氏思想的一次重新闡釋與發現。我們一般讀者閱讀周作人的著作，最大的誤區就是將周氏定位為一位閒適的小品文作家，止庵先生為周氏作傳，首先即還原了周氏的思想者的本來面目。止庵先生眼中的周作人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一位人道主義者和一位文化批判者——身為自由主義者的周作人一直將「君師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以及「民眾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視作專制的兩面，且始終對某種「善意」的秩序保持著高度的警惕；身為人道主義者的周作人一直提倡「兒童本位」與「婦女本位」，他心目中的「人」字顯然是大寫的，這既是他對人的態度，也是周氏人本思想的核心內容；身為文化批判者的周作人則「始終針對中國的『種業』亦即遺傳因素的國民性加以批判」，其文化批判的意義即在於對宗法禮教桎梏的撥亂反正，目的無非是讓人更加自由、更加自主地生活，以重塑一種新的生命價值觀念。
中年以後的周作人曾屢次將自己自嘲為「文抄公」，而在《周作人傳》中，止庵先生顯然同樣充當了一回「文抄公」。翻檢這部傳記，且不說對傳主生平的敘述性文字為數不多，即作者本人的評介性文字也極為有限，書中大部分篇幅或直接引自傳主的文章、書信與日記，或間接引自一些其它的相關資料——所以與其說止庵先生的這部新著是一部傳記，倒不如說它更像是一部閱讀筆記。作者一方面在裁剪安排上別出心裁，從傳主的著作中檢出其生平軌跡；另一方面以傳主本人的文字為線索，慧眼拈出其思想的重點進行彰顯，作者自己則惜墨如金，只是偶爾以會心體貼的言語略加導引。周氏嘗謂：「不佞抄書並不比自己作文為不苦，然其甘苦則又非他人所能知耳。」止庵先生雖然很少說話，卻同樣深得周氏思想之要義。
止庵先生一向推許周作人「讀書錄」之類的文字，稱其是周氏思想的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乃至把周氏的「文抄公」之作《夜讀抄》視作其平生寫作的最高境界。止庵先生本人的《周作人傳》毋寧說也同樣是一部「文抄公」之作，他的文字穿插在周作人的作品之間，既前後印證，亦相互啟發，使我們對周氏思想的形成、發展和內涵有了一個比較完整、清晰的概念。
《周作人傳》
作者：止庵 著
出版：山東畫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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