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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港社會主流民意正在從經濟講「一國」，政治仍強調「兩制」，向著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方向和目標轉變。時代在變，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在變，如何因應變化中的環境和條件去重建經濟繁榮而不是刻舟求劍？如何因應變化中的環境和條件去發展「一國兩制」條件下的民主政制而不是延續九七前遺留下來的所謂「還政於民」的方向和目標？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在2009年3月9日《明報》A29「觀點」版發表《港人需要集體進入「悠長假期」》，在3月10日《信報》頁10發表《珠三角融合的二O四七思維》。
在前一篇文章中，呂教授批評「財政司長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裡，不止一次強調他以務實的態度來管理公共財政。這是目前特區政府領導層的優點，但也是他們的最大弱點。優點是他們都是負責任的管理人員，小心謹慎。弱點是他們只著眼於各項細節，只會在樹木之間尋找空間，不敢問整個森林其實可以怎樣發展。」「這種管治操作模式的局限已愈來愈明顯了。」他提出：「面對逆境，特區政府領導層需要抓緊大問題。香港社會所需要的，不是這裡一個職位，那裡一個實習機會，而是香港人集體進入『悠長假期』，不再重複自己，不再以為細眉細眼，少添少補，只具形式的所謂再培訓、短期實習便可自我提升。香港人和整個社會需要的是認認真真的豁出去。要在未來把握新的機遇，香港人要做的不是回到『獅子山下』時代重拾『獅子山下』精神，也不是一切不變，照辦煮碗，而是全民學習、進修。」他說：「沒有一份豁出去的勇氣，我實在難以想像到新機遇來臨的時候，我們會有把握的能力。」概言之，香港社會需要集體全面反思現實，強烈求變。
香港社會需全面反思現實
如何求變？往怎樣的方向和目標去變？呂大樂教授在後一篇文章中作了回答。他指出：「要把香港發展為珠三角區域對內及對外的大都會，未來華南優質生活圈的中心，結合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全球化城市，我們需要新的思考框架——一種朝向二O四七年的向前思維。簡單的說，這是對二O四七年的香港有所要求和期望的想法，不再事事以一九九七年作為參考水平點，而是要以到了二O四七年的時候香港應該是怎樣的全球化城市，來要求在未來三十多年之內要進行甚麼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建設。」「相關的轉變在於我們不再問究竟現時民主化的程度是否比不上一九九七年的水平，而是要問到了二O四七年香港應有一個怎樣的民主政制；不再問現時財經金融監管是否不如一九九七年，而是問在二O四七年香港站在全球金融市場的行列中，要達至怎樣的專業運作才可以保住優勢。」
思想反映實踐，也指導實踐。記得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4周年時，有一位香港知名法律學者在其一篇論文結尾表達這樣的疑慮：「『一國兩制』是沒有目的地的旅行。不清楚最終目標是繼續保留兩種一樣繁榮但是不相同的制度抑或香港在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識形態上跟內地同化。」這是當時香港知識界及其他領域的精英對待「一國兩制」的普遍態度，反映典型的忽略「一國」強調「兩制」的思維。
忽略「一國」強調「兩制」思維
呂大樂教授的近作，具體觀點仍可商榷或斟酌，卻是香港知識界及其他領域的精英思想與時俱進的座標。
香港社會主流民意（按：社會各界精英是主流民意的集中代表）正在從經濟講「一國」政治仍強調「兩制」向著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方向和目標轉變。這一轉變階段思維矛盾可以概括為：在經濟上，希望借助國家支持以恢復如九七前夕的「輝煌」，在政治上，希望保持既有自由並增加以普選為標誌的民主，亦即：曾經擁有的要恢復或保留，未曾擁有要盡早擁有。這樣的願望是良好的，問題在於缺乏深入思考——時代在變，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在變，如何因應變化中的環境和條件去重建經濟繁榮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刻舟求劍？如何因應變化中的環境和條件去發展「一國兩制」條件下的民主政制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延續九七前遺留下來的所謂「還政於民」的方向和目標。換言之，稱「在經濟上，希望借助國家支持以恢復如九七前夕的『輝煌』，在政治上，希望保持既有自由並增加以普選為標誌的民主」折射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對待「一國兩制」的態度仍存在矛盾，不是指這樣的意願本身，而是指不明白如何才能實現之。
呂大樂教授是香港思想領域正發生深刻轉變的推動者，最近幾個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本人已不止一次地引證或引述。我願同香港知識界及其他領域朋友們一道，為全面反思當前香港，積極展望香港未來而盡一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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