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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 妍
由嶺南大學中文系、哈佛大學東亞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合辦的「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在3月20至21日於香港嶺南大學舉行。「六十年」在設定有多種解讀。首先，六十年的當代文學維度，是以中共1949年建政為基點，顯示當代文學深重的政治隱喻；其次六十年並非如字面般固定延綿，它既接續自五四現代文學，又正航向未知的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六十年也絕非單一的時空，中港台以至海外華文文學，因歷史有不同的發展，使中國當代文學面貌紛呈。
在主流意識形態強大與論著量產的年代，以「後評論」視野切入研讀六十年的文學史重要非常。無論黃子平以《新文學大系》的編纂方式入手分析當代文學史書寫手段，抑或許子東利用四部當代文學史為中心討論書寫現場與主題先行趨向背後的意識形態脈絡，都在嘗試在當代文學史批評中找尋常態與異數。陳思和以土地改革討論當代小說發展脈絡，黃錦樹又以父親等母題看當代文學境外（主要是台灣）的狀態，顯示以社會現象與議題來整合文學作品的向度。
當然回頭討論作者與作品，才不致忽略文學作品的個性以至文學內部傳承問題，好比王德威以「紅樓夢獎」得獎作品莫言《生死疲勞》與朱天文《巫言》作分析，從當代作家書寫異同，轉向他們對魯迅及張愛玲等現代文學作家的傳承與對話，錢理群以沈從文五十年代自殺未遂去討論作家思想危機，危令敦對高行健作品第二人稱作敘事學研究，以至陳建華與沈雙對張愛玲晚期作品的討論。種種評論不流於某些研究者粉絲式的情感表達，也能呈現三地華文作品與作者的生命力。
以許子東的說法，學術界對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學早建立頗一致的論調，五十年代卻是艱難的承繼，九十年代是痛苦的寬容，多種當代文學研究的顛覆與建立也在這兩個時點開展，與會的兩位台灣學者的關心可謂相映成趣：彭小妍討論了朱天文、朱天心與張大春在八十年代末解嚴後以寫作質疑歷史、政權以至現實的書寫實驗；但另一方面范銘如又以文學的地緣性，展示台灣近年各地區在全球化及文學主流話語之下而生的地方書寫版圖。
部分學者則關心文藝思潮的流播，如陳芳明考掘魯迅在台灣被禁制前後的接受情況，趙毅衡關心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的發展，鄺可怡以1985年《上海文學》改版討論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另外，李楠對中國大陸五十年代對通俗文學以至九十年代對紅色經典的改寫，張業松利用胡風事件的三批材料討論毛話語的後現代性，除了呼應學者們對五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也顯示當下研究者對舊有文學材料的重估與媒體研究的趨向。還有梅家玲討論當代文學在台灣文學教育中的部分，也有陳順馨代讀洪子誠對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重讀筆記。
香港除了提供會議場地，也有梁秉鈞及陳國球分別發表關於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的論文，不少研究者亦論及香港文學作家與作品。更為可圈可點的，卻是某香港大學學者竟以香港沒有職業作家，也得不到華文大獎為由，斷定香港年輕作家在三地間水平較低，因此得不到重視。那麼，近年西西、韓麗珠、葛亮等作家在台灣得獎，董啟章兩度入圍紅樓夢獎又算甚麼？其實我們可以回溯陳思和教授在〈從少年情懷到中年危機〉對學院風氣的詰問：八十後的批評家為甚麼不去評論同代人的作品？在筆者看來，上述事例可謂某些自稱「教現當代文學」的學者妄自菲薄的示範。
是次研討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並設有「我看當代文學六十年」、「歷史與政治」、「女人和男人」等作家論壇，有兩岸三地名家如王蒙、王安憶、北島、黃春明、鍾玲、朱天心、董橋、也斯、陶傑、鍾曉陽等出席。作為召集人之一的王德威總結，當代乃時間的當下，卻可作六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延伸，背後的政治隱喻、國家的歷史走向與文藝的走向可謂息息相關。兩岸三地不同華文社區的學者，在將來看待當代文學時，不妨具備問題意識，甚至在將來有著六十年七十年的時間座標，可以有更多的討論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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