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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沒有圍牆——柏林牆如今己成為歷史遺跡。
任 方
去年年底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到了尋找已久的德國老朋友Klaus的地址，給他寄去了一個非常精緻的木質的京劇臉譜工藝屏風。我告訴他1991年他從尼日利亞幫著我們「走出尼日利亞」，帶我們去德國，「是你讓我們在中國還相對貧窮，西方世界距離我們還相當遙遠的時候，在每個國人都嚮往西方世界時，給了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在1991年從非洲一夜之間走進德國。科隆城夜晚的輝煌燈火，德國電台播音員那清晰又沉穩的低音，我再去德國，再去歐洲任何一個國家時，都會記起那一年去德國時的感覺，包括視覺和味覺，如此珍貴的記憶。」他立刻回覆了，他告訴我，這麼多年他其實一直都在關注著我的信息，他對我說：「你那麼會寫，為何不把我們之間的故事寫下來？」看信的當兒，我心裡好像有一股溪流淌過，望著窗外的雪花，我的思緒隨著輕漫的雪片飄起，飛回到了1988年。
那是一個人人都夢想出國，人人都在積極努力奔赴國外的時代。
Klaus是由好友雷介紹給我們的。他是德國人，一位畫家，在德國頗有名聲。他出過畫冊，辦過畫展。第一次看到Klaus是在照片上，高大的他側身站在一副巨大的畫作前，一束馬尾辮紮在腦後，一隻手舉著畫筆，隨時準備揮毫，另一隻手支在旁邊的桌子上，雄姿英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德國人，藝術家，男的梳著馬尾辮就像是一把先鋒號，聚合了新世界、新概念、時尚的一切亮點：先進，灑脫和不拘一格，自由自在，看到他我們就帶著一股本能的艷羨。
Klaus是雷在從寧夏到北京的火車上認識的。
回到北京的宿舍後，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幾個好朋友叫至房間，神秘地給大家講他與Klaus的奇遇。看到朋友們臉上顯出的詢問，雷急於要印證，他從包裡裡三層外三層地翻來翻去，然後給大家呈現出Klaus那張大師的圖片，那麼大一張彩色照片在那個時代著實不多見。在朋友們還沉浸在恍惚和羨慕之中時，一天雷又將Klaus邀請至宿舍，引起了大家的轟然。
在那個金秋，Klaus像一陣春風一樣吹進了這幾個北醫高材生的心中，他以一個實實在在的西方人的存在讓這批年輕有為的人在現實中印證了西方的文明。隨後，這些學子們會常常激動地聊一個晚上的天，而內容都與Klaus有關。
Klaus要回國了，臨行前他問雷：「你想去德國學習？」Klaus的爸爸是德國耳鼻喉協會會長，Klaus參觀過北醫醫院，他知道當時條件下中國和德國醫學上的差別。雷早就有出國的夢想，但當現實中的Klaus將他的夢說出時，他怎麼也不能相信這個夢會和Klaus連在一起。天下哪有這麼容易吃的飯？雷反問自己，就憑在火車上相識的基礎？
Klaus回國以後，與他的奇遇就像一場夢一樣漸漸地依稀起來。轉年的陽春三月，雷收到了Klaus為他準備的全套赴德留學擔保手續，Klaus說從來沒有辦過這樣的手續，所以用了很長時間，請雷理解他的長久沉默。雷拿著信，看了很久都不相信，後來幾個好朋友聚集在他的宿舍裡，大家驚異不已，激動不已，唏噓不已了好久。三個月以後，雷收拾好行裝出發了。
1989年我們也赴尼日利亞工作。在尼日利亞工作時的一個夜晚，醫院總機室的值班員氣喘吁吁地來敲我們的門，大喊：「Doctor，你的電話，德國打來的。」從醫院的總機房走到我們的住地需要十幾分鐘，回去又要十幾分鐘。我告訴丈夫，「大概你趕到總機房，那邊的電話會掛掉了。沒人會在打國際長途時這樣等。」丈夫二話不說，大步流星地去了。回來後，他興奮地告訴我，「是Klaus打來的，他竟然還在等。這個電話講話有五分鐘，等待卻花了三十分鐘。」Klaus，這位幫助雷去德國的朋友得知我們在尼日利亞工作便想來尼日利亞寫生。電話上他只問了我們是否在，並未擬定時間，所以電話以後幾天，我們就差不多忘了這件事。
1990年夏季，我們赴別州旅遊，在當時的首都拉各斯住地接到了一個朋友的電話，說有位德國的朋友已經跑到了我們在遙拉城的住地。和Klaus通話時，他說，由於給尼日利亞的電話太難打，等待時間太長，也考慮到我們不大可能會到處跑，所以他貿然從德國飛抵，想給我們一個驚喜，沒想到給了自己一個驚訝。
我們最終是在拉各斯維多利亞島的一個中餐館見到Klaus的，他喜歡吃中國飯，而且特別喜歡豆腐、火鍋。他的藝術家馬尾辮已經剪去了，「非洲太熱，不適宜長髮。」說完呵呵大笑起來。我們問他為何那麼大膽，不通知我們就直插我們的家，好像端老窩一樣。他非常幽默地說，「你們醫院總機電話太難打進了，為了給你們打那個電話我花了整整一天時間。」那時還沒有電腦黃頁，網絡也不發達，他就憑了一個醫院名，打到這個國家的總機，再問那個州的總機，然後由州總機又查到醫院的總機，他說：「非洲人有太大的耐心，他竟然跑出去三十分鐘去幫著叫人接電話，嘿嘿，那個接線生大概都沒有國際長途的概念。」
黑夜襲來，在那個老城我們要分手時，Klaus從提包裡拿出了一份東西，他告訴我們在德國移民局他已為我們辦好了赴德簽證所需的手續，他還送給我們一本他的畫冊，「帶上吧，簽證時如果德國佬質問你們太多，你們就拿出我的畫冊，告訴他們是這個啤酒肚的人邀請去的，他將對你們在德國的一切全權負責。」
我們是1990年12月由尼日利亞首都拉各斯飛往德國法蘭克福的。六個小時內，我們從夏走進了冬。
Klaus是在科隆的火車站接上我們的，從那裡他將我們帶回他的住所兼工作室。我們住在他的家裡，他臨時搬進工作室，每天早上他會為我們做早餐，而每次工作開始前他總會先擰開收音機，然後德國紳士那低渾而柔和的聲音會流淌到安靜的空氣中，雖然我當時不懂德文，但那種柔和的語調彷彿德國的一種象徵一般鐫刻在我的腦海中。煮雞蛋時，Klaus會用一個沙瓶來控制煮蛋的時間，他還拿起沙瓶耐心地給我們講那個古老的以用沙子倒進瓶子的時長來計算時間的方法；還有切麵包的鋸齒刀；各式各樣的肉腸；各式各樣的酸奶……
Klaus先將我們邀請至德國，然後再引領我們深入到德國的文化中。在科隆大教堂中我們經歷了哥特式建築遠離人間的風格帶給人們的震撼；在波恩城的萊茵河畔享受著河流帶給人的自由與休閒，在貝多芬的故居感受歷史，穿越柏林牆遺址見證東西文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截然不同……這些都是Klaus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剛改革開放，國家還相對閉關鎖國的時期帶給我們的特殊經歷。那些在今日中國那麼普通的東西在1991年是在Klaus的幫助下注入到我的記憶中的，那麼驚人，那麼珍貴，我永遠都會將它們與德國聯繫起來，不會忘卻。
後來為了不給Klaus添太多的麻煩，我們選擇去了雷上學的城市。在那裡我們嘗試著找學校，找工作。但由於當時德國的移民政策有了變化，我們的存留會讓Klaus承擔很大的責任和風險，最後我們選擇離開德國。
離開德國前，我們電話Klaus想去科隆和他告別請他吃火鍋。他很體諒我們，說如果我們去科隆是三個人（包括雷），他一個人來亞琛城看我們更方便。那天晚上我們選了一家亞琛最好的中餐館，並且提前讓他們準備了豆腐、腐竹等Klaus愛吃的東西。
那天晚上我們喝了二十四瓶啤酒，平均每人六瓶。午夜天上飄起了鵝毛大雪，他堅持要當天回到科隆，因為第二天他還要工作，而且他說夜間的火車比較便宜，還可以省酒店錢。他如此珍惜自己的時間，又非常懂得節約，但是對於我們這幾個中國人的幫助，他從未吝惜時間和花費，從未告訴過我們辦理擔保費用和學校申請的費用和接待我們所花的時間。
在站台上等車時，雪花都飄滿到我們頭上、身上，Klaus開玩笑說一頓飯下來，我們都白髮蒼蒼了。在寧靜的夜空，他那朗朗的笑聲劃破黑夜和白雪，讓我們又一次感受到了初認識他時最衝擊我們的笑聲。
上車以後，他不顧風雪嚴寒，將車窗搖起與我們一一握手，一一話別。車輪徐徐啟動後，他半自言自語地說道：「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那句話隨雪片一起漂浮在天空中。什麼時候再見呢？現在距那個時候已經1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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