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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劇場教育計劃工作坊。
文：尉 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作為香港本土頗具影響的實驗性劇團，「進念．二十面體」一直給人的印象都是先鋒的、特立獨行的，光是「二十面體」這個名字，就已經夠「未來」了吧？團體早在建立初期，就聚集了一批「文藝青年」，而那在香港第一個播放Pina Bausch、 Robert Wilson作品錄像，頻頻展示前衛電影的「進念會所」，更是當時對文化藝術抱持想像的年輕人的朝聖之所。
劉索拉就曾說過，進念很「頹廢」—「因為懂得自由藝術，所以很頹廢。就像頹廢浪漫主義詩人藍波的詩。」而有了進念的香港是不一樣的，在簡單的商業文化之外，呈現出香港年輕人的另一種面貌。
要先鋒實驗就要耐得住寂寞？進念大概不相信這種框框。在劇團的網站上它這樣解釋自己的名字：「進念．二十面體，英稱Zuni Icosahedron。進念ZUNI是介乎藍與綠的顏色，並是北美洲以創作手工藝著名的少數民族；二十面體是Icosahedron的意譯，也是傳播力強的細菌的基本形狀。」
極強的傳播力，乃是從年輕的頭腦開始。今天來看進念的藝術教育策略，多少讓人想像，學校「三三四」改制後，通識教育風行時，劇場藝術教育是不是提供了一個好的可能？
自1987年起，進念的教育小組便開始主動策劃教育推廣，為學生組織不同類型的視覺及表演藝術教育活動，其中包括藝術營、展覽、演出、講座、工作坊、演後座談會、本地及海外交流活動等。
「初初到學校做推廣，只是作為純粹的課外活動，幾個藝術家在周會一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面對整個禮堂的學生作很少的表演。當時上台，介紹經常說錯，誰知道你是『十二面體』還是『二十面體』。」黃裕偉自1987年加入進念，一直負責藝術教育項目至今，說起初時的經驗仍有些莞爾。
「二十多年過去，在不同的時間段內，我們都有不同的策略去推進，用很少的人力去接觸更多的學生。」黃裕偉說，「剛開始的時候沒有辦法整個演出帶過去，我們就放錄像帶，有我們自己的演出，也有其他的不同類型的藝術。表演藝術很多時候會接觸到身份問題，當時80年代，又是殖民時期，很多學校不大考慮這個問題。但是這和學生是有很多關係的：他們會問自己是甚麼、自己和社會的關係、自己和家庭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那時已經開始從表演藝術的本質引申出其他的討論。」
後來，劇團開始將小型演出搬到學校，讓平時少有機會看演出的學生接觸現場表演，也了解表演藝術與電視的分別。
「但我們擔心在一個禮堂的設備下演出會變成一個純粹的表演。音樂的音色達不到一個音樂廳的效果，會變成只是看你去怎麼演奏。特別對於進念，多媒體的表演更加遇到這種問題。這讓我們反思：其實這樣的方式是不是一個足夠好的接觸藝術的機會呢？如果他們以為這樣就是表演藝術的話，會不會反而是好心做了壞事？」
後期的進念，發展出更多的推廣模式，如邀請學生來看公開綵排，為學生設導賞專場，或讓學生完整地參與一個表演由無到有的發展過程。這些模式在今日的劇場界已經廣為各劇團所運用，甚至發展出更多樣的活動，如圍讀劇本，或參觀後台等。隨著「三三四」學制的轉變，學生將有更大的空間去發展課外活動。黃裕偉說，這正是一個契機，去做多一些藝術教育的推廣。
「成本自然越來越高。不過最重要的是，很多劇團沒有辦法去這樣做，因為他們的團員很多不是全職演員。我們既然能做就盡量去做。」
劇場是一個life / live experience
進念的藝術推廣活動中，為人津津樂道的不能不說「黑箱作業」計劃。這是進念在1995年創辦的同名社區藝術活動的延續，讓每個學生擁有一個30×30×30公分木製黑箱，各自在黑箱內進行創作。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副教授蕭競聰所主持的工作坊，加上學生自己動手的親身體驗，一個並不複雜的概念，卻讓「裝置藝術」這個看似高深的當代藝術詞彙進入了學生視野。更重要的是，從1999年起，「黑箱作業」逐漸擴展至海外，到多個城市舉辦工作坊及展覽，參與機構超過200間，參觀人數約28萬人，儼然成為國際間備受重視的教育計劃，更於2003年起成為丹麥的正式藝術教育過程之一。由一個點開始擴展成網，這又一次顯現出進念觀念的超前與超強的「擴散速度」。
另一個難以繞過的標誌性活動，則是進念自2001年開始和康文署合作了七年的多媒體劇場教育計劃，對於黃裕偉來說，它體現出進念教育推廣策略的又一次轉型。
「90年代中後期，有了另外一個討論點，那就是許多活動學校做過以後，都是一次性的。這樣下去，同學只是蜻蜓點水接觸一下，沒有延續性。但延續性與了解過程是十分重要的，不然就只能是一個消費者。我們開始覺得應該和同一班同學長時間地做一個計劃，就和康文署合作，每年用八到九個月的時間和同一班學生來進行活動。第一個階段，帶上我們自己的儀器、麥克風、好的投影儀等等，到學校做一個簡單的多媒體劇場，和學生作一個初步的接觸。完了以後就有討論，讓大家填問卷，看哪些有興趣去多接觸進念或者多媒體劇場。10間學校，每間500-1000人，最後剩下來的學生並不多。藝術家會去每個學校，精要地告訴他們每個媒體的特點，最後進入對綜合多媒體劇場的介紹。之後進入到『聯校』的階段，學生去到康文署的場地，和其他學校的學生接觸、合作，再挑選一個媒體作深入了解，上工作坊，最後做一個演出。劇場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學習過程，與別人相處、做決策、處理問題、達致目標，這其實是一個life experience。」
這個計劃同樣開啟了「做兩場」的模式。「一定要兩場。表演藝術不是一次過的。一個演員是專業的，是因為他要練習到每場都可以做到同樣的東西，這個概念對表演者很重要。通常學生的演出，第一場都會做出很多能量，第二場我們則預計是失敗的。但希望通過這個讓大家經驗到，台上的功夫多麼重要，反過來也明白做觀眾時可以如何去欣賞和尊重台上的表演。我們解釋這個原理解釋了十多年，好在政府有這個系統，只要你開了先例就可以繼續做下去。同年代其他團體的做法中都沒有注意到這個東西。只是拿了同樣的形式去做，沒有了解後面的理念。一點不同已經差很遠。」
藝術教育推廣，裡面其實大有文章。表面看來只是做做表演，開開工作坊，但如何設置不同環節同樣包含劇團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其終極目的並非教人如何看懂表演，而是如何將思維由舞台上延伸至社會與人生。進念「通識劇場」新劇《香港電視終極檢討》的教育推廣計劃，便試圖引導學生思考電子傳媒與現實的關係。在與兆基創意書院合作的工作坊中，學生在資深研究員Patrick Mo的帶領下學習通過設計問卷來了解自己的想法和與別人就同一問題進行溝通。（計劃同時包括6場學生導賞場，門票僅30元。）通過一個劇場表演將個人與社會議題相聯繫，這大概正是進念「社會劇場」，乃至現在的「通識劇場」的創作理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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