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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開周
現在，大陸的高考錄取還存在地域差別：北京、上海、天津等一線城市的錄取分數線，一定會低於其他地區。考生如果戶口落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就能比較容易考上清華北大，可是如果他很不幸地生在了河南、山東，那麼難度就大多了。
從考試公平的角度講，這是極大的不公平。
這種不公平就像現在的很多同類現象一樣，也是古已有之，早成慣例。
比如說，在唐朝，秀才考舉人，各府各縣的考題都差不多，考試時間也一樣，錄取率卻有天壤之別—首都長安的舉人錄取率竟然是河東地區的十倍以上，是隴右地區的三十倍以上！當年柳宗元送別一落榜考生，贈言裡有這麼一句：「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指的就是唐朝錄取政策存在地域歧視，首都的錄取指標極高，其他地區的錄取指標極低。
再比如說，在宋朝，舉人考進士，長江以北地區考生少，錄取指標卻高，長江以南地區考生多，錄取指標卻低。北宋文學家歐陽修給皇帝寫報告，說「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錄取率僅有1%，而「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錄取率高達10%。可見當時南方考生考中進士的難度是北方考生的十倍，地域歧視之明顯，超過禿子頭上的虱子。
到了元朝，科舉考試中不僅有地域歧視，還有民族歧視。元朝是蒙古人當家，不用說您也能猜到，當時蒙古人考秀才考舉人考進士，其分數線必定遠低於漢人考生。這且不說，連考題也有難易之別，蒙古人的考題簡單，而且只考兩場，漢人的考題極難，還要連考三場。這種考試政策非常變態，其目的就是要拉開民族差距，把漢人和南人踩在腳底下，把蒙古人和色目人拱到天上去。元朝末年有個文學家叫徐一夔，老家在浙江天台，據他回憶，自從元朝恢復科舉考試以來，浙江天台就很少有人考上舉人。為啥？是天台考生成績差嗎？當然不是，是當時的錄取政策太變態而已。
明朝的錄取政策取消了民族歧視，相對不那麼變態了，但是試卷不統一，南方考生的試題難，北方考生的試題易，邊遠地區考生的試題更容易，還是不公平。我在明人筆記《疏虞雜事》中讀到過一個小故事，說在正德三年，陝西某地一考生本是文盲，竟也考中了秀才，而且他一沒行賄，二沒找槍手，他爸爸也不是當官的，能讓他憑借勢力和關係濫竽充數。那麼他是怎麼做到的呢？原來他們那兒的試卷太容易了，誰能寫出一個字，誰就能做秀才。這位考生一個字都不會寫，拾起糞叉在地上拖了一下，監考的大喜：嘿，這不就是個「三」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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