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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穎
春末，與親友二訪大鵬所城。
大鵬所城全稱「大鵬守禦千戶所城」，位於深圳市東部大鵬半島，佔地十一萬平方米。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為抗擊倭寇，廣州左衛千戶張斌奉命到大鵬開築所城。後經不斷拓建，大鵬所城逐漸成為明清兩代南中國海防軍事要塞。深圳今稱「鵬城」，即源於此。大鵬所城至今保存尚好，東、西、南三座城門由山麻條石、青磚砌建而成，巍然屹立，時光流逝，古樸斑駁的城牆透出歲月的滄桑。城內有東西、南北向街道各四條，狹窄蜿蜒，寧靜幽長。十多座建於清代的將軍府第有序地分佈於城中，建築宏偉，氣勢不凡。
在這些將軍府第中，又以抗英名將廣東水師提督賴恩爵「振威將軍第」最為壯觀。賴府建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宅院為三座三進三間，各座之間以長廊相連，府中屋、宇、廳、房、井、廊、院等均保存完好。正廳之後為賴氏家堂，供有祖先靈位。自嘉慶年間以來，賴家世代習武，三代之中曾出五位將軍，成為廣東名門。咸豐六年（1856年），兵部尚書奉旨到訪，以「宋朝楊家將，清代賴家幫」稱讚賴氏豐功偉業，並為之題匾「三代武將」。而賴氏真正名滿天下，則是因賴恩爵指揮的「九龍海戰」，該役為中國近代抗英戰爭的第一場勝仗。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賴氏後人在府第院中敬立「還我祖願」牌位，以示紀念。這不禁讓人想起放翁詩句，「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大鵬所城的建立，與明初開始實行的衛所制度有關，這是一種軍事常備軍制度，特點大致有二，其一、軍士世襲。各級衛所的官員世襲，稱為「世官」，士兵則稱為「軍」，軍士父子相繼，兄弟相連，世代為兵；其二、兵農合一。明朝政府實行寓兵於農，屯守合一的軍屯制度，據地方史料記載，廣東軍屯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清代，除編制規模、管轄部門有所變更外，軍屯制度基本保留沿用。因此，除了將軍府之外，大鵬所城的另一特色就是軍屯留下的房屋建制，城中房屋整齊劃一，功能完備，城內還建有糧倉，平日多有儲備，以供戰時之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九龍城建成，軍隊逐漸移駐九龍城。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大鵬協裁撤，所城隨之退出歷史舞台。
之後，所城一度被人淡忘，現今的大鵬所城，已被外圍的現代農村包圍，藏身於一片現代建築之中。然，凡走過，必留痕跡。踱步所城，通幽曲徑中，靜靜與歷史相遇，「武舉閩粵科主考，功成韜略榜提名」的意氣風發，「滅項興劉多妙計，庇民護國著奇功」的壯志凌雲，「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的紅色激情，依稀留在了青磚紅瓦下，雕樑畫棟間……2005年6月，所城再次回到了人們的視野，經國務院批准，大鵬所城被正式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意味著大鵬所城的歷史文化價值重新得到關注，同時也意味著因之帶來的潛在利益。一石激起千層浪，沉寂已久的所城又被捲入了文化遺產的權利之爭，2009年2月，由於大鵬所城管理方與原居民之間關於門票收入分紅問題產生糾紛，大鵬所城曾一度發生關門事件，將遊客拒之門外，一時間，所城成了鎖城。
在文化遺產熱遍中國的今天，這樣的爭論恐怕不只大鵬所城一處，事情並不複雜，其實就是旅遊開發、地方社會發展與原居民利益之間的矛盾關係，往往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作為文物保護單位，修繕成為最大問題，修舊如舊，所需費用遠遠高於新建，於此而言，地方政府責無旁貸，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流話語下，投資必然要求回報，政府也不例外。作為當地居民，祖先遺產成了旅遊開發的文化資源，連自己也成了旅遊中的風景，這也讓他們迷惑，究竟是表演，還是生活？當然，問題的癥結最終還是回到利益，一言以蔽之，所城究竟是誰的文化遺產？顯然，這是一場不同利益者之間的博弈，若要解決問題，在於各方的競爭與妥協，更在於各方的包容與智慧。
倘若跳出利益之爭，再訪所城，我所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文化景象，關乎著一個地方社會歷史的斷裂與延續。事實上，大鵬所城的原居民大都移居國外，或已遷居市內，僅在清明、中元時節返回所城祭祖，就此而言，大鵬所城無疑已是一座「空城」，然而，所城中屋舍並非人去樓空，原居民大多將房屋出租給在附近打工的外來人員，他們大部分來自四川，因此，如今的所城，又成了一座「新城」，四處傳來不同口音的四川方言，中午時分，滿徑飄來辣椒豆瓣的濃郁菜香……他們之於所城，是新的主人，還是匆匆過客？面對遊客的目光，他們是否又能安之若素？是否又有成為風景的義務？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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