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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像（石刻）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陳煒楨整理
公元前141年，在世界的東方。初步走向繁榮的漢帝國，面臨內外的雙重威脅：國內諸侯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妄圖脫離中央，實行地方割據；而北方境外的匈奴大軍，屢屢越過長城防線，侵略中原，尋求開拓生存環境。漢王朝不得不實行「和親」政策，外嫁公主，獻奉貢賦，承受巨大的民族恥辱。嚴峻的形勢需要巨人來支撐。由於偶然的原因，歷史選擇了一個虛齡16歲的少年擔當大任，他的名字叫劉徹，即漢朝功績最顯赫的君主—漢武帝。
漢武帝將漢帝國推向了鼎盛的高峰，他破格用將，全民動員，連續三十餘年對匈奴進行征伐，將匈奴趕出河西走廊；讓南方的越人、東南的閩越人與漢民族的主流文化相融。他更以前無古人的氣魄鑿通西域，把大漢帝國的軍旗第一次插上帕米爾的雪峰，讓響徹沙漠的駝鈴聲，宣告東西方文化最早的陸上交流通道的建立。並深入亞細亞，南平百越，東撫蠻夷，打通絲綢之路，奠定了中華大帝國的壯闊版圖，實現了東西文化的大融合。
其在位54年鐵腕統治，鑄造了劉徹雄才大略的獨特性格和高大形象。歷史證明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之一。
「2005年，中國的電視台播放了一部長達58集的歷史連續劇—《漢武大帝》。當時我參加了由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電視劇司組織的專家審片工作，在審看樣片的過程中，我對漢武帝的文治武功都作了重點的關注，特別是被他身後的國策抉擇所觸動。因此，今天給同學們講授『漢武帝身後的國策抉擇』這個專題，其實是跟我的經歷有關。」黃樸民教授說。
黃樸民，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孫子兵法》研究，中國思想史及中國軍事史。其代表性著作有《孫子評傳》、《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何休評傳》、《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春秋軍事史》等。
漢武帝晚年的社會政治危機
漢武帝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位頂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任何巨人都並非完美的聖人。據《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所載，武帝云：「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漢武自登基之日起就孜孜進取，希望成就漢室的一番偉業，在政治上、經濟上及思想文化上的貢獻他都功不可沒，而他平生做的最大一樁事業，就是自元光二年起持續39年之久從事反擊匈奴的戰爭。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的發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漢武帝在歷史和現實面前所能作出的唯一選擇，基於其不可改變的歷史原因與現實條件。
黃教授就此歸納出三點﹕第一，匈奴不斷侵擾後果的嚴重性，使漢武帝認識到反擊這一侵擾的必要性與迫切性。第二，父祖遭受匈奴統治者的屈辱，使漢武帝急切希望在軍事上打擊匈奴，以雪恨報仇。第三，經濟、政治、軍事諸條件的日臻成熟，使武帝從事大規模戰爭具有了可能性。武帝多年的征戰，雖耗盡中國國力，但他卻成功摧毀了匈奴賴以發動騷擾戰爭的軍事實力，使匈奴再也無力對漢王朝構成巨大的軍事威脅。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漢武帝的赫赫功業也伴隨着嚴重的後遺症。他『多欲』有為的政治風格，直接導致了社會矛盾加劇。武帝跟匈奴干戈相向，主要有三大戰役，分別是河南戰役、河西戰役和漠北戰役。戰爭中，匈奴被殲人數累計高達15萬之多，匈奴失去水草豐盛、氣候溫和的河南、陰山和河西兩大基地，遠徙漠北苦寒之地，人畜銳減，無力再與漢室抗衡。與此同時，漢室亦財力、物力損失慘重。如漠北與匈奴進行戰略決戰時，漢軍出動精騎4萬，『私負從馬』14萬匹，勝利歸來時，官、私馬匹不足3萬。在後期戰爭中，漢武帝又任用李廣利等紈嶶子弟統率軍隊，以至多次喪師辱國，軍隊元氣大傷，經『文景之治』積蓄下來的國庫幾乎耗盡。」黃教授分析。
為了保證戰爭順利進行，漢武帝採取了一系列強制性的經濟措施。如賣爵、鹽鐵國營、算緡告緡等。這些措施，對商人地主階級打擊沉重，尤其是由楊可主持的告緡活動，使得中等以上的商人幾乎全部破產，這樣就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許多地主商人，不參軍，不支邊，對戰爭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武帝雖樹立了卜式等少數幾個典型以號召天下，但依然無濟於事。不得已，乃任用張湯等酷吏強制推行，還迷信巫蠱，搞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
因國策失誤而導致的種種社會危機，漢武帝本人在晚年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曾明確表示﹕「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黃教授指出﹕「一國之君有承認錯誤的器度，是很了不起的。」
武帝身後的三種國策抉擇模式
偉大的人物去世以後，總留下一段真空時期，新一朝君主應如何制定漢室的國策？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出於不同的政治動機，對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案，從而形成了漢武帝身後的國策大論戰。
當時圍繞漢武帝身後的統治方略抉擇問題上形成了三個壁壘分明的基本陣營，這三大政治陣營分別是以桑弘羊為代表的循舊派，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激進派以及以朝廷政治實際掌控者霍光為代表的穩健務實派。
桑弘羊等人是漢武帝政策的堅定擁護者。在他們看來，漢武帝生前的一切作為都是合理正確的，甚至稱得上是盡善盡美，他認為凡是漢武帝定下的規矩一概不能變更，凡是漢武帝施行的方針統統要照舊執行。
賢良文學的意見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對漢武帝生前的所作所為採取了全盤否定，主張新的統治者的當務之急，是用純粹的儒家政治替代「外儒內法」、掛羊頭賣狗肉式的酷吏政治，他們認為只要推行德政，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安邦安國。黃教授認為﹕「武帝生前確實有不少過火的政策，然而，把武帝完全否定，這更不符合歷史實際。時至今天，中國人仍自稱漢人，可見漢朝盛世是我們的驕傲。」
以漢武帝首選托孤大臣霍光為代表的穩健務實派是當時朝廷大權的真正主宰者，他們的頭腦相對較為清醒，既不滿意桑弘羊等人的固執保守，不知變通，也沒有看中賢良文學的偏激空談，大言鑿鑿，而是設法在上述兩派之間走平衡，定取捨，擇其所長，棄其所短，在此基礎之上理性平允地作出自己獨到的選擇。
漢武帝身後國策抉擇意義簡評
顯而易見，漢武帝身後國策抉擇的正確與否，直接關係着西漢王朝國運的盛衰，而抉擇是否得當，關鍵在於能不能做到政治運作上情、理、法三層要素的融洽無間、有機統一。事實表明，賢良文學偏執於「情」，桑弘羊等人迷信於「法」，而霍光等人視野開闊，思維深刻，綜合考慮情、理、法的辯證關係，尊重客觀現實，關注利弊條件，合乎人情，順乎常理，用乎法術，可謂是真正地掌握了為政的奧妙。
在霍光的主導下，國策的抉擇在政治層面上已經獲得解決，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層面上並沒有真正形成共識。所以，一旦當政治氣候或條件發生變化，武帝的幽靈依然會浮上表面，成為影響國策調整或改變的重要因素，換而言之，武帝的政治遺產就像一隻無形的巨手，始終在那裡悄然操控着漢代政治發展的方向。
「漢武帝的政治遺產對中國歷朝的運作都有很大的啟發，我們需要從歷史中尋找人生的智慧。」黃教授總結。(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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