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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今日香港政治正處於由不成熟向成熟轉變的過渡階段。出路何在？有人說早日雙普選。問題是，在缺乏成熟的政治團體和政治領袖的條件下，早日雙普選將導致香港政治情勢更加混亂。七一過後，有人打如意算盤，以為香港經濟最壞局面已過，全力準備把香港引向第四季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企圖以惡化香港一部分居民與中央關係來轉移香港政治的焦點。
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2009年7月1日遊行人數遠低於該團體預期。香港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和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紛紛予以評析。
有人歸功於特區政府在七一前夕「拆彈」紓緩了民怨。有人歸因於多個不同主旨遊行幾乎同時進行，分散了人群。有人批評民間人權陣線的遊行口號分散，降低了對群眾的鼓動力。有人將之與不足一個月前的以上世紀80年代末政治事件為主題的公共活動規模比較，企圖得出香港社會對國家執政黨敵意遠甚於對特區政府管治不滿。有人不認為七一遊行人數低於某些人預期是反映特區政府管治困境已緩解，相反，稱香港政治進入了「後曾蔭權年代」，並提出治本之道須香港政制改革。但對於香港政制如何變革又眾說紛紜。
可以說，2009年七一遊行規模遠不如2003年和2004年，色彩也遠不及2003年和2004年的集中；但是，2009年七一遊行所折射的政治涵義遠較2003年和2004年的複雜而深刻。
七一遊行折射的政治涵義
在2003年和2004年，香港政治陣線是涇渭分明的。今天仍有不少人對於那時香港政治情勢為何導致第二任行政長官中途更替做錯誤的解讀或解釋。
凡具政治常識就會明白，中央不會因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正常交替而更換特區行政長官，也不會僅根據行政長官個人背景局限性而取捨。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事關國家主權和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原則問題上能否對中央負責又為香港居民根本福祉着想，才是決定行政長官能否維持有效管治的根本條件。
為香港穩定繁榮，行政長官既需要大力鞏固和發展香港與國家、特區與中央的良好關係，同時照顧香港與外部世界包括若干主要西方國家的傳統關係，但他（她）的側重點必須是前者。
為香港穩定繁榮，行政長官既需要全力促進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同時發展香港經濟與全球經濟正常聯繫，但他（她）必須把前者作為當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間的重心。
為香港穩定繁榮，行政長官既需要依靠愛國愛港陣營，同時團結可以團結的不同政治團體和具代表性的個人，但他（她）必須始終明白誰是可以依靠的力量。
為香港穩定繁榮，行政長官既需要推動香港傳統核心價值與時俱進，以促進香港的中國籍居民樹立對國家的應有認同，同時維護言論和信仰自由以保持香港社會的多元性，但他（她）必須把前者作為當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間的重心。
行政長官的個人背景，會有利於或不利於他（她）與香港政治架構中的某個或某些部分關係的處理，但是，只要他（她）為中央所任命而能始終與中央在關乎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問題上保持一致，即便他（她）面臨香港某政治派別的猛烈挑戰或攻擊，都會得到或繼續得到中央的強有力支持。在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愈益一體化、國家在全球經濟政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的背景下，無法想像，行政長官假如得不到中央的強有力支持，可以安然管治、順暢施政。
今日香港政壇不乏陽奉陰違、虛與委蛇、小處退讓大處固執、說無關痛癢好話使欲致人死地陰招。2004年以來香港政治情勢之複雜，就在於政治陣線不如2003年和2004年的涇渭分明。
條件未成熟 雙普選添亂
今天，不少人視行政長官的個人背景對於特區政府管治十分重要。這是折射香港政治尚不成熟。在一個成熟的政治環境裡，政治領袖的個人背景固然重要，但不是決定性的。如果政治領袖個人背景決定他（她）只是與特定階級、階層或特定政治利益集團相聯繫，則意味着該社會缺乏能團結全社會大多數人的政治團體（政黨）和領袖，從而，社會發展會遭遇政治阻撓。惟有政治團體（政黨）及其領袖既代表特定階級、階層利益又能兼顧全社會大多數人利益，該社會的政治才臻於成熟，社會發展才會比較順利。
今日香港政治正處於由上述不成熟向成熟轉變的過渡階段。出路何在？有人說早日雙普選。問題是，在缺乏成熟的政治團體和政治領袖的條件下，早日雙普選將導致香港政治情勢更加混亂。
七一過後，2009年就踏入下半年了。有人打如意算盤，以為香港經濟最壞局面已過，全力準備把香港引向第四季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企圖以惡化香港一部分居民與中央關係來轉移香港政治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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