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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陳丕顯(中)陪同胡耀邦視察二汽。右一為時任二汽副廠長的王兆國。
——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開。雖然與九大相比，十大的組織路線沒有多大變化，更多追隨「中央文革」的投機人物和造反派人物進入了中央委員會，但值得慶幸的是，包括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李葆華、秦基偉、楊勇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進了中央委員會。在整個中央機構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同志與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勢力這兩大勢不兩立的陣營
頻繁往來京滬傳遞信息
在這種形勢下，許多還有人身自由的老幹部都想盡辦法解救自己的老戰友，耀邦伯伯就是最積極的一個。因為解救父親的緣故，在1973年至1974年這兩年，我頻繁往來於京滬之間打探消息，傳遞信息。其中，我與耀邦伯伯見面最多，成了耀邦伯伯的「通訊員」。
那時候我特別關注老幹部的動向。在北京，有越來越多受審查、受迫害的老幹部經過周恩來總理的關心和批示，獲得保外就醫的機會。以阜外醫院為例，從1971年底開始，該院三年來先後收治了40多位經周總理批准住院的老同志，其中包括李井泉、羅瑞卿、葉飛、黃克誠、呂正操、劉瀾波、伍修權、李維漢、張愛萍、周榮鑫、徐冰、熊復、劉志堅、江一真等。我關注，只是乾着急，而耀邦伯伯是不露聲色地找竅門。
1973年6月，葉飛伯伯獲得了「解放」，住到了北京萬壽路的招待所。我到耀邦伯伯家，告訴他這個好消息。耀邦伯伯忙問他們住幾號樓、哪個房間，要去看望他們。當時，江渭清、江華等老同志也已住到了那裡。耀邦伯伯見到這些老幹部後，鼓勵他們繼續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安排工作。
用紙片記下重要談話
六七月間，耀邦伯伯有一次問我：「你跟張體學熟嗎？」張體學當時在北京住院，已到了肺癌晚期，病情危重。耀邦伯伯對我講：「你能幫我帶個口信給張體學嗎？」我說：「可以，我想辦法送到。」耀邦伯伯說，現在張體學已經病重、病危，如請他給毛主席寫封信，出面保王任重，對解決王任重的問題會大有好處，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文革」以來，王任重被「四人幫」整得非常慘，與我父親一樣被關押着。
當耀邦伯伯的「交通員」也是要冒風險的，特別是我這種身份，「四人幫」一夥都盯着呢。當時為了從北京帶各種消息回上海，特別是耀邦伯伯的一些重要談話，我常常隨身夾帶着一些小紙片。這些小紙片都很不起眼，有的是日曆紙，有的是「光榮」、「大前門」、「勞動」等牌子的香煙錫紙或煙盒子。我生怕人家發現，記的都是只有我看得懂的要點、隻言片字。今天這些「密件」成了珍貴的歷史文物。(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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