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趙孟頫《秋聲賦》
段 穎
書為心畫，一直為歷代書者品評書法的要旨。在文人士大夫眼中，書者與書作之間存在着莫大的聯繫，所謂書如其人，心正則筆正，如王羲之，如顏真卿，如蘇東坡。然而，歷史從不那麼「盡如人意」，書品與人品，就如藝術與政治一般，總是若即若離。道德倫理糾合、糅入藝術判斷，使得書法史中於人於書的品鑒存有許多模糊和爭議之處。而正是這些爭議，才讓我們得以讀懂歷史的曲折與複雜，看清人性的內在張力與矛盾。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人，宋太祖十一世孫。趙孟頫自幼學書，廣採博收，於古人書法之佳者，無不仿學。趙書諸體皆善，尤精楷行，其書溫雅秀潤，遒勁圓熟，為唐以後書法集大成者，與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並稱楷書四大家。《元史》有載：「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趙孟頫之書論，在書法史上影響深遠。趙氏強調「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弗妙，雖熟猶生」；同時提倡「古法終不可失」，通過玩味法帖，體會古人用筆之意。然而，後世對趙書卻褒貶不一，可謂譽之甚榮，毀之甚烈。如清馮班言，「趙書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
對趙孟頫的爭議，多緣於其矛盾複雜、坎坷尷尬的一生。趙孟頫生活於南宋王朝大廈將傾的時代，其雖為貴胄，但卻生不逢時。元朝建立後，御史程鉅夫奉召搜訪遺逸於江南，在其多次勸說下，趙孟頫答應出山。元世祖見趙之後，驚羡其為「神仙中人」，並給予種種禮遇。然久居廟堂，趙孟頫發覺，忽必烈對他的「重用」，僅是出於撫民的政治需要，其言行亦多受蒙古大臣猜忌、排擠。遂稱病辭官，閒居西湖，談藝論道。然一旦出仕，則身不由己，雖欲歸隱，但成宗、仁宗仍委以重任，以籠絡士人。這使趙孟頫更感淒苦、困惑，唯藉詩書解脫，其晚年詩作「齒豁童頭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即是其內心苦境的真實寫照。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松江華亭人，為明代書法開派之人。董其昌出身貧寒，但仕途得意，三十四歲中進士，從編修、講官直至南京禮部尚書。董其昌學書出於偶然，董十七歲時參加會考，以文才論，董其昌本應第一，但主考官卻因其書法不佳而將其列為第二。董其昌頗受刺激，乃發奮臨池。初學顏真卿、虞世南，再學鍾繇、王羲之，其書飄逸空靈，儒雅平淡，頗見禪趣。行筆秀逸古樸，疏朗勻稱，力追古法，有本有源。董其昌強調臨書而不死臨，重視傳統而不蹈襲傳統，注重書作的「士氣」， 於微妙之間顯露文人性情。董書倍受康熙、乾隆推崇，帝王偏愛，引得世人皆習董書，清代「千人一面，全國一體」的館閣體亦由此而來。
然而，董其昌於書法上的巨大成就卻掩不住其人品上的瑕疵。董其昌成名之後，地方官僚豪紳紛至沓來，求字求畫，附庸風雅。時時沉浸於官帙名利之中，滋長了董其昌的驕奢淫逸之氣，終日橫行鄉里。萬曆四十三年（1615），董欲佔佃戶之女為妾，其子為父強搶民女。事情發生後，時人編出故事，曰《黑白傳》，藉以表達憤怒之情，董其昌聞之甚為惱怒，並疑為鄉人范昶所為，遂派人逼問，致使范昶暴病而死。范門婦女到董家哭鬧，又遭凌辱。范家隨即報官，但官府礙於董其昌之名，拖延不決。這更激起民憤，最終引發「民抄董宦」事件，董家宅院在如沸民怨之中被付之一炬。
單從書法藝術而言，無論趙董，均為中國書法史上的集大成者，堪稱典範。但是，歷代文人士大夫對兩者的評價，卻有着天壤之別。如今觀之，其中不乏深意。對於趙孟頫的詆毀，乃緣於其觸動了以儒家為正統的道德倫理。趙孟頫雖官居一品，名滿天下，但生於宋元之變，一士二主，此不忠也。趙孟頫為宋代皇室後裔，甘心仇祿，此不孝也。此外，趙孟頫出仕元朝，以漢侍蒙，又觸動了華夷有別的民族心理，更為後世所詬病。薄其人遂薄其書，趙書之秀逸成了妍媚。明項穆云：「趙孟頫之書，溫潤閒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明書家傅山也對趙書之「無骨」甚為鄙視。
對於傳統文人來說，相對於趙孟頫所觸動的道德根基而言，董其昌雖惡，其惡小矣。他所涉及的，只是個人的善惡。更值得一提的是，董案是非，聲音更多來自稗官野史，而士林卻給予董其昌極大的「寬容」。這正是需要我們深思之處，為何士子可以淡化董其昌的人格污點，而不像看待趙孟頫那樣，將其人其書細加關聯？仔細想來，問題也在於，董其昌本身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作為連結中央王朝與地方社會的中間階級，董氏與士大夫們擁有共同的利益。加之其惡無關氣節，自然可以輕描淡寫，大而化之。於是，寫史論書之筆在此峰迴路轉，事情不同，立場不同，得失不同，使得後世眼中的趙董，其人其書，相去甚遠。
放寬歷史的視野，觀書，察人，閱世，方能走出歷史的暗角。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