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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書練
我在八年多前阿羅約夫人當上菲律賓第二位女總統後寫了一篇萬字長文《男權庇謢下的亞洲女領袖》，分析當時南亞國家陸續出現的女總理和女總統現象，其中一個有趣的發現就是「寡婦和女兒」。因為不但阿羅約夫人是該國前總統馬卡帕加爾的女兒，當時另一位印尼前總統蘇加諾的女兒梅加瓦蒂也在競選總統（七月當選），她曾在競選中反駁對手說，家庭主婦也可以當總統，指的就是阿基諾夫人。
其實，多位在八、九十年代崛起的亞洲女領袖都具有世襲成份的，其父親或丈夫都是前總統或總理，其中更因為親人被殺而被動地介入政治，並在各派系鬥爭中高票當選，只是在複雜的環境中，女人終究敵不過男政客那爐火純青的權術而疲於奔命—梅加瓦蒂掌權三年間，被批評施政沒顧及基層利益，結果在二○○四年連任大選中失敗。
多位女領袖在任期內也因為親人涉嫌受賄或貪污而聲譽蒙塵—阿羅約夫人在二○○四年連任一年後卻因丈夫等親人涉嫌干政和受賄引起國民上街抗議；下場最慘的是二○○七年底遇刺身亡的貝娜齊爾．布托，父親也是被暗殺的巴基斯坦前總理，作為穆斯林國家首位民選女總理，她當年才三十五歲，被西方媒體稱為最具政治魅力的領袖，卻在第二次當選後也因丈夫和弟弟被控貪污下台，期間更體驗過入獄、流亡。
即使挾着前夫聲望上台的阿基諾夫人順利完成了任期，其任內也屢遭內閣成員的挑戰，僅上台一年半內就發生了五次政變。她是人民力量的勝利者，卻是政治鬥爭的犧牲者。她的聰明是見好就收，以致得到國人的愛戴和國際社會的尊重。
我在文章結尾下了這樣的結論：世襲的領袖救不了國民。因為這些女領袖的上台大多是國家出現分裂危機時，與其說人民需要她治理國家，不如說是希望她修補創傷和撫慰心靈；當危機緩和時，濟世為懷的亞洲女人彷彿也就完成了使命，而國民仍繼續活在動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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