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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在電影拍攝現場。 圖片由作者提供
文：翁子光
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是當代電影大師，其製片人恩伯特巴尚（Humbert Balsan）在《來自倫敦的男人》（The Man from London）的拍攝途中自殺身亡，原因是他辛苦籌集到的數百萬歐元的預算，開機不過幾天已經被貝拉塔爾花光，他債台高築，加上本身已患有抑鬱症，最後便走上了不歸路。更不幸的是，《來自倫敦的男人》被批評為一部形式主義的空洞劣作，事實證明，哥普拉（Francis Ford Coppola）拍攝《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嚴重超支卻造就了經典，是一次堅毅與僥倖交媾而成的聖嬰轉世。
我們要相信一個金科玉律：每一個投資者的錢都不是白給你花的。
「獨立電影」的定義確實是不受商業考慮所束縛的製作，可是這很容易令製作人陷入一種迷思：「不要高成本」便已經是一種犧牲，於是我便可以擁有絕對的創作自由。這種想法的謬誤是：「成本」其實是另一種自由的條件，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源，很多想法根本就實行不了，這一點對很多新導演來說都是被忽略的，新導演眼前最大的海市蜃樓就是「電影能夠開拍」，因為只要電影一開拍，「導演」的身份便已得到確立，「有沒有機會當導演」的焦慮便一掃而空。誰不知，電影只要一天還未完成，「導演」這個身份根本沒有自我完成。
在執導我的第一部電影《明媚時光》之前，我在片場當過美術助理、場記、副導演，但是受益最深的，我認為還是製片的工作。我曾為陳榮照導演的《十七歲的夏天》當過助理製片，算是初步從更外圍了解到電影的製作程序，當然導演問了參與製片工作的我一個問題：「你不是應該跟我對着幹的嗎？」他說話背後的意思是：一個製片沒有跟導演對着幹，就反映着他的不稱職。我們假設一個創作人在拍攝電影過程中是任性的，會因為製作效果而胡亂揮霍，製片是負責制衡的，是為免電影不會到最後彈盡糧絕，甚至不能完成。我對製片工作的理解，直到參與崔允信導演的《追蹤眼前人》（執行製片）到林震宇導演的《我是貓》（製片），開始有了一個新的理解：製片並非電影製作的純粹行政工作者，而是需要了解從劇本到導演意志的角色，需要思考電影哪一部分是重點，資源如何分配才用得其所，因為對於電影成本，我有一個硬道理：無論電影的成本有多少，都總是沒有「足夠」這回事的。
《明媚時光》作為一部獨立電影，有非常尊重創作自由的投資者，電影最後卻是超支兩倍。問題除了是成本預算過於樂觀之外，也因為我對製片工作的過分干預，電影前後用了兩個新人製片，他們主要是處理一些現場帳目及事務，整體的安排我的參與還是挺多的。新人導演的其中一個容易犯上的毛病就是「什麼都想要，什麼都捨不得放棄」，我也一樣，雖然我當製片的經驗令我知道拍攝現場很多事情的可行性，但同時兼任導演的身份卻令我看到什麼可以做，卻不懂提議自己「不如不做」一些事。
到了電影完成後，雖然普遍觀眾認為這看不出是那麼低成本的製作，但因為我自己當過製片，我心中有數，明白電影的資源分配根本不健康，演員和工作人員當了廉價勞工令電影得以完成是我修來的福，但我看着大銀幕時看到太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於是我又悟出一個道理：製片是導演的父母，寧願當孤兒的導演只是不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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