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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識強烈的韋基舜，認為體育是讓外國人認識中國的重要途徑。洪永起 攝
本報記者 梁小島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韋基舜年方16歲。
少年時曾經歷抗日戰爭，民族意識極強。50年代在美國留學時，被當成日本人，意識到「體育是讓世人認知國家的捷徑」。他唸經濟，卻醉心體育，深受「體育職業化」影響。回港後做過各種體育項目總會的會長或主席，致力推廣籃球和拳擊，見證香港乒乓球手如何北上神州發展，及現今中國運動員南下搵食的轉變。
2009年，韋基舜早已退休多時，談起60年來中國的風雲變遷，他認為體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在香港出生，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才16歲。這60年中，中國有很多轉變。如果以改革開放作為分界線，大概可以分成前30年和後30年。
前30年，內地經歷了「三反」、「五反」、「大躍進」，還有文化大革命等各種運動。不少香港人和內地有聯繫，因此都受到了衝擊。我記得「大躍進」時期缺糧，那時香港基本上每一條街都有專門代寄糧油的店舖，給內地寄食物和衣物。
我的家族在廣州曾經有很多的物業和生意，「三反」、「五反」的時候全損失了，還有其他一些從上海來的人，他們的家族產業也被沒收了，當時大家自然很不高興。但你現在來看，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你一個家庭，一個國家的成長需要過程。如果還停留在舊時，這個世界都不知道轉了幾多次了！
總有人問我，從幾時開始愛國？其實我根本從始至終就是愛國的，因為我們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對中國的文化、習俗的了解並沒有被後來的殖民統治教育所抹煞。我讀小學、中學的時候正好是中日戰爭，經歷過抗戰，民族意識會特別強，和我年齡相仿的人，也像我這樣愛國。30年代的「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這些日子，現在的人都不怎麼提了。
50年代我在美國讀書，如果要入籍，是很容易的。很多人在那個年代都留在美國不回來，但我選擇回香港，因為我的根本、我的主業在這裡，這是不能脫離的。其實我是讀經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以為我是體育科出身。我很喜歡體育，但當時外國同學總以為我是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參加運動會得到了很好的成績。這很尷尬，不太容易解釋，但我至此明白，體育是讓外國人認識我們的重要的機會。現在你看，從乒乓球、排球，再到奧運會，都增加了外國人對中國的認識。現在說自己是中國人都感到驕傲！
香港助內地發展「乒團」
乒乓球最初是由香港幫助內地發展起來的，那時香港的水準很高，要不是日本人發明了海綿板，1950年在印度新德里的亞運會上贏了香港，香港可能是當時的世界第一。梁焯輝是我家族生意「二天堂」的僱員，他是中國乒乓球隊第一任教練，他之前是香港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後來去了廣州；還有傅其芳，原來是上海的，後來來了香港，居住了一段時間後，又回內地帶領國家乒乓球隊；另外有姜永寧。第一個獲得乒乓球世界冠軍的就是香港人容國團。
中國的體育事業完全是從乒乓球引發的，自從得了第一個世界冠軍之後，便有了一連串的發展。一個小銀球後來還改變了中美的外交關係，世界上的事情，你估都估不到。所以，別看輕體育，這是最容易讓世人看到的，不像文學、藝術是慢慢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但是香港始終太小，發展有限。當時香港打乒乓球的人都是業餘的，50年代我做香港乒乓球總會主席時，完全是以個人的力量給他們提供集中訓練的時間和場地，政府並沒有金錢上的資助。在香港發展得不好，自然這些人就回了內地。
中國人不打人 打拳擊
回歸前，港英政府只會發展對英國來說有控制力的體育運動。1958年，香港足球隊參加東京亞運會闖進8強；1959年，英國派一支職業足球隊來香港打比賽，贏我們7比1。你明白麼？你不是說自己是亞洲足球王國麼？我就放一隊過來贏你。英國祖家永遠要在你驕傲的時候打擊你，給你造成自卑感，所以港英政府提供的資源全都是給那些英國人好過我們的體育項目。籃球就不會發展，但是草地滾球、木球這些就會發展。我最反對的是壁球，現在香港有成千個壁球館，但沒有人玩。
我做過香港很多體育項目總會的主席，籃球聯會我沒做主席，做的是領隊。我從美國回來後的第一年，就帶領球隊拿了全港冠軍，這也給了我很大的壓力。我那時年輕，才23歲，當時球隊裡的球員是我從中學同學中找出來的，就這樣都可以贏，一些前輩當然接受不了，到最後逼我退出，沒有辦法。
至於參與到香港的拳擊運動，是在60年代，有一日我聽電台，一個洋人評論說香港拳擊沒發展，因為中國人沒膽、怕打，我就寫了封信到《南華早報》說，不是，因為你們從不在中文的傳媒推廣拳擊，就算有中國人參加拳擊比賽贏了，也沒有人知。沒有錢也沒有利，誰會去做？結果被香港拳擊協會邀請做會長。
我自己出錢組織了幾個拳會，用不同的名搞比賽，不然自己打自己沒人看。我訓練出拳手同英國駐軍打，那時在告士打道的一個水手館裡有一個拳擊台，很成功，打到他們不敢出來。
1964年，有一個自稱是澳洲職業拳王的澳洲人，在香港開了一間體育學院，教英童同時訓練一些口居喀兵，說要參加當年的東京奧運會。他們大肆宣傳自己很英勇，但實際上由頭到尾都在打中國人。後來還要挑戰香港的拳擊手，我就派拳手和他們在修頓球場比，港督戴麟趾做主理。結果我們打得很好，戴麟趾氣得沒看完就拂袖而去。這些英國人很沒禮貌。
我們獲得了參加奧運的資格，很多西人妒嫉和反對，因為沒有英國拳手參加。我做主席和他們開會，有很多爭拗，最後決定派2名拳手，但領隊和教練只能由一個人擔任。雖然3人費用由我出，但我不能出錢讓自己去，結果我沒有去，不然成績會更好。東京奧運會那次，一個點數輸；一個贏了一場，第二場輸了。到1966年曼谷亞運會，拳擊成績就很好，雖沒有拿獎牌，但我們都贏了幾場。 我不當香港拳擊會長後，沒人搞比賽，會員也越來越少。
1979年，北京開全運會，我有去，之後參加了他們的一個研討會。當時我提出全運會有很多項目不合時宜，建議增加3項：拳擊、馬術和風帆。大會的反應是，中國人不打人，所以沒有拳擊；馬術，中國已經有了—但中國的馬術是蒙古式的，和奧運馬術完全不同；風帆，運動會在北京開，當然不用講了。但結果，去年的奧運，中國在拳擊都拿到2塊金牌了。
職業體育作為大生意
中國的體育發展本身也走了很多彎路。主要來說，就是剛開始發展時，忘記了體育也是一種職業，不容許有職業運動員。假如對體育投入了這麼多心血，但又不讓人賺錢，怎麼會有人願意去做呢？早期中國女排4連冠，多了一些「萬元戶」，成了很大的事，但你看現在的姚明，他的成功超越了所有運動員。「我栽培了你，你要回報給我」，這是一種很舊的思想，栽培的人才有了成就，就是國家的成就。
香港的體育也是職業化，但它的目標和外國職業化不同。所謂職業運動，重要目的是做生意能賺錢，而不是求名。但香港一些做體育的人，是自己要出名，沒有把體育真的發展成一種事業。
香港體育的全盛時期，以足球來說，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加上70年代短暫的幾年。後來在70年代立了條規定，限制外援，這是錯誤的。既然是職業球隊，當然要請最好的人來，不能要求球迷來看次貨。在香港做體育，一代一代我都在看，都是做到沒趣了就丟下。現在香港的報章和傳媒對本地體育報道少，使得做體育的人出名的機會也少，自然也越做越少。
現在看，中國網球有進步，網球是一個大生意，另外一個是高爾夫球。現在中國有全世界最大的高爾夫球場，在深圳，但球員的水平還不夠，不過我相信中國很快就會追上。改革開放前30年，香港看低內地，開放後30年，香港要靠CEPA，要靠國家。這次金融海嘯，全世界都要靠中國。受了這麼多年殖民統治，有機會看到中國的發展，當然很歡喜。你看在英國4月開的20國高峰會，國家主席胡錦濤站在主人家右手邊，奧巴馬站在第二行。過去中國幾時有這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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