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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一個人吊在那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四面是黑壓壓的山，下面是轟轟的水。你和這個世界沒有任何關係了。你從開天闢地就吊在那兒的。你就會問自己：我到底在哪兒？我到底是什麼人？這兒還有別的人嗎？你要找肯定的答案，就是為了那個去死你也甘心的。
以上的一段文字，是出自一個「在抗戰時期長大的流亡學生」的口中，之後是逃避內戰，然後到了台灣，在「勘亂時期」人人自危下，逃避查戶口，最後奔走美國，逃避美國移民局無孔不入的追捕……
柏楊說，中國是一個逃跑的民族。因為中國的政局一直在動盪中，戰亂要逃跑，白色恐怖要逃跑，連平穩時期也要逃跑，一個老百姓也動輒被扣政治帽子、思想帽子，何況是一個知識分子。
逃跑是上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
這就是聶華苓代表作《桑青與桃紅》的寫照。一個女學生，人格分裂成為兩面，一面是現實的，一面是虛幻的，有時現實，有時虛幻，互相交錯。
那一天，尉天驄在浸會大學講座上說，桑青就是聶華苓，桃紅就是聶華苓的幻想。
聶華苓當堂否認了。以尉天驄對聶華苓本人及其作品的認識，應該不會太離題，也許是說得太實在了。到底這是一本小說，有社會背景、歷史背景，也肯定有作者的影子，當然也有創作上的虛構。
有一點是真實的，聶華苓那一代人是無根、漂泊的一代——逃亡是唯一的出路。
一個自我流亡的作家，她與故國唯一相連的血肉臍帶是母語——中文。聶華苓未出國前用母語寫了七本書，去國四十五年，她出版的二十四本著作也是用中文寫的。
聶華苓說，她在愛荷華四十五年，作為一個作家，一直用母語寫作，非常孤獨、寂寞，「我的筆從沒停止，母語就是我的根，是支持我飄泊的動力。」她接受訪問時說。
聶華苓並沒有在寂寞與孤獨中老去，除了寫作外，她與夫婿保羅．安格爾共同主辦的「愛荷華寫作計劃」，每年匯聚中外三十多位作家進行文學交流；特別為華文作家開了一扇文學窗子，使華文作家接觸更多的西方文學，也把華文文學通過這個窗口帶到西方。他們這種開創性的舉措，一直影響着華文寫作界和華文文學創作。
陳思和說：「聶華苓一生都與中華民族的苦難與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但她成功地實現了超越」，她與保羅「建立起文學烏托邦的理想主義，溝通了華文作家與世界的交流途徑。這也是一種超越，超越了華文與世界的界限。我想，聶華苓的超越也許真正代表了世界華文的精神，成為世界華文文學領空上的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
陳思和說得很對。
今年是聶華苓的豐收年，八月她獲馬來西亞花蹤華文文學獎，並在台灣獲得馬英九授予勳章；本月十日，她獲得香港浸會大學榮譽博士。
八十四高齡的聶華苓姍姍來了，步履是輕盈的，臉龐上永遠綻着燦然的笑容，伴着是她響亮的笑聲。我在浸大的講座上說，華苓大姐在秋天製造了春天；在秋天季節，她把春天的氣息帶來了香港，也帶來了浸大，令我們如沐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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