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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賢(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認識易士文，是在直升機上。那天的照片我還記得：一個風很輕的早上，我們公司三個女生跟鐵路公司的兩個工程師，約好在灣仔海旁的直升機停機坪等，其中一個工程師就是易士文。鐵路公司在英國的餘暉下，要鋪條新鐵路，從世界各處飛來好多工程顧問。我們不是做工程的，但也爭取到一小部分的工作，於是與幾十個工程師，突然朝夕相對。
照片中，大家都只三十出頭，站在海邊，對着鏡頭開懷笑。金色的年輕，金色的香港。易士文卻是不同的，他站在一邊，中東人的鬈髮，矮小灰黑，特別顯老。
其實易士文並不老。他原名Ismail，家在阿富汗。不過這樣說也不對，因為他父輩和自己全家，在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出走中東已經十多年了。
但那天在直升機上我們幾個女生並不知道。坐好，互相介紹之後，不消幾分鐘機師就飛到元朗錦田一帶。我忙着聽機師講解，一邊全神看下面的地形，腦裡模擬着鐵路的走線，還做了筆記。易士文剛好坐我旁邊，遞上一小盒巧克力，是苦味的，深黑薄片一塊斜挨着一塊，我們每人都吃了一片。新界急速在雲下滑走，很愉快。
工程顧問公司的名堂很響，世界每個角落的大型工程，基建、油管、地鐵、機場、水壩，它都有份。我們沾上了邊，都很興奮。天天往他們沙田的辦公室跑，看圖，學一些從沒聽過的東西。有時上市政局、區議會做諮詢，工程師又跟着我們跑，乖乖的依我們說的去做。香港的黃昏，在一片吵鬧、沸騰、恐懼和奮進中，慢慢釀起一層泡，是滾熱咖啡上的白珠子皂沫，你歡喜地貪呷一口，冷不防給它燙得一嘴惡毒。
易士文是我們第一批接觸的工程師，屬於錦田路段的小組，所以我們常要聽他解釋技術問題，好讓同事向鄉紳交代。有一次，星期一就要去諮詢大會了，用來講解施工的彩圖還未有。我急電易士文求救，於是約了在文華酒店地下的咖啡室見面。是未翻新前的文華咖啡室，有維多利亞式紅絨沙發，雪白檯布，銀茶壺下仍有潔白漿硬的亞麻方墊。
他準時來到。星期天仍是西裝上衣，沒結領帶。坐下來就把車站工程的做法重新說一遍，說完都五點了，同事馬上回去製圖。他讓我多添一杯熱茶，外面黑冷又細雨，我很樂意多坐一會兒。
然後他說他的故事。
「我們家族在喀布爾有點名氣，爸爸媽媽都是醫生。我們幾兄弟，從小就讀書，學音樂，我很順利當上了工程師，後來進了政府工作，參與了很多大項目。又因為家族的關係，慢慢從起政來，一路到工務部副部長。那時阿富汗不知多有朝氣，很多基建和技術引進，都是我們去談回來的。那真是美好的日子。
「後來，蘇軍坦克開進來，一下子甚麼都沒了。爸爸說，你們年輕，快走吧。我們一家便逃了，輾轉經朋友幫忙，去了美國。之後便是內戰，我幸好來得及把爸爸接出來，媽媽卻給流彈打死。爸爸來了美國，跟我們住，每天晚上三點就會哭醒，因為總夢見喀布爾的舊房子，也心痛來不及把媽媽從屋裡抱出來殮葬。」
文華外面的雨下得更大，有菲傭瑟縮避雨，興致卻高，隔着玻璃對我們笑，烏黑的散髮全濕。
呀，原來是部長大人，真是臥虎藏龍，好生失覺。我還未追問，他已說下去。
「這公司也不錯，見我的履歷，也不多問，就錄用了。原來是誰，都不重要。你看我們這些人五湖四海的，今天在這兒跟你喝咖啡，明天去見村長，後天就調去中東鋪天然氣管，要好十幾年路過才回來。我們都是有工程就做。去到新城市，公司一定給好的房子，孩子也讓上最好的國際學校，就夠了。」
他喝熱巧克力，小瓷碟邊盛了塊扇形巧克力，安靜地躺着。他把巧克力扇讓給我，說：「熱紅茶配巧克力，最滋味。」
我突然對他喀布爾的房子很有興趣，追問他房子有幾層，每層有多大，藏甚麼書，配甚麼擺設，花園有甚麼果木鮮花，大廳有哪些樂器─可他好像不大答得出來。可能是工程師吧，對這些無關本業的事情都記得不大清楚。我們那天的「談心」，就在外面颳冷風，和一連串無答案的問題中結束。
不久，易士文那邊來了一個新主管，叫阿湯，從三藩市總部調過來，是亞太區第二把交椅。阿湯很胖，二百多磅，從走廊一端走到另一端，都會喘氣。但人很好，是個有涵養的美國人，對我們這些小妹妹，都很客氣，細心聽我們的意見，當然也不缺自己的智囊團。
美孚建接駁站有點麻煩，民間很有意見，諮詢一次又一次，還搞了展覽，大鑼大鼓的，雖然大家都知道，最終還是要看開出甚麼好處。不過這種功夫總要耍全套，才體面。
有天，我聽見後面有喘氣聲，回頭一看就是阿湯。他慢慢走過來，笑說：「大家辛苦了，今天下班我們去火車站對面的酒吧喝杯。」我們正要答應，他說易士文調走了，借到南昌段那組，叫我們以後直接幫他阿湯本人就可以。當天下午開會的時候，大家都沒甚麼，決定的東西，有很多文件的工作，都交由易士文善後。會後我們馬上出發喝酒去了。我回望他一眼，他正低頭收拾翻得紊亂的草圖，本來想叫他一齊去，但想想，阿湯沒叫，便算了。他頭髮這半年來又灰了點，人好像又矮了黑了點。
一星期後，阿湯去了趟越南回來，便奇怪地病倒。起初以為是吃了熱帶不乾淨的東西，後來高燒不止，還休克，進了瑪麗醫院深切治療病房，醫生也找不出原因。他這麼胖，我們都擔心，又送花又果籃的。但當然只有家人才讓探望。
有天中午，我買了易士文喜歡牌子的苦巧克力，去找他聊聊。他人不在位子上，卻在影印房那邊，跟一個剛來的印裔年輕工程師說話。我經過的時候，聽見他又講喀布爾的老房子。我心想，一定要再追問他房子的細節，試試他真的假的答不出。這時，我聽見他小聲說：「你說呢，這可不是天譴？國家在那裡做惡事，人民就在那裡受惡果！」
我後來把巧克力分給其他同事吃，也沒興趣再追問喀布爾房子的事。過了一星期，阿湯神奇地好起來。不久，又挺着身上的二百多磅，在走廊走進走出，邊喘氣邊跟人說話，提點工作。
後來我們公司的合約到期，便撤了。顧問公司不久也約滿離開。喝完一杯，明天接另一個工程，聚散收拾，周而復始。阿湯不知在世界哪一角落繼續喘着氣說話，易士文也不知有沒有機會回去喀布爾的老家。
鐵路終於鋪好，我一次都沒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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