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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濤
魯迅先生平生感念師恩，尤其是對章太炎，尊崇的感情裡又充滿公正的評價，這確是尊師之道中的一個典範。在魯迅一生的文章裡，多次提及章氏。由於章氏生平頗多波折，思想也多有變化，有時很難令魯迅贊同，但對恩師雖不便直斥，但又不得不說，在下筆時就要費點功夫。這在《趨時和復古》、《名人和名言》一類文章裡就能看出。
章太炎於1936年6月14日去世，魯迅於同年10月19日去世，相距四個月。魯迅自己在去世前10天寫了《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這篇重要文章，充滿崇敬之情；又在去世前兩天，也就是10月17日寫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就去世，那是魯迅一生的最後一篇文章。這很感人。每有人論章太炎，魯迅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裡的觀點和論述，總會被引用。那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客觀公允的結論吧，當然也不能完全說盡。那段文章說：「民國元年革命後……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魯迅的這種意思和心情，其實在1933年6月致曹聚仁的信裡已大體說到，現在很值得再讀：「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弟子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說到這裡我想起周作人在1926年8月寫的《「謝本師」》一文，那是因為當年章太炎發表「討赤」的文章，又以曾國藩為「人倫模範」，於是周作人這位平素極尊章氏的弟子，要公開與章氏斷絕師生關係了。他說，「我相信我的師不當這樣，這樣的也就不是我的師。」最後還說「先生老矣，來日無多，願善自愛惜令名。」我想周作人這個態度，（以及章太炎當年對俞樾的態度）也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魯迅自言，遇到這種情況，他只以「心竊非之」為限。好像魯迅在這一方面更厚道一點。而且我覺得，1933年魯迅在與曹聚仁信裡說這番話，似乎也與「謝本師」一事有點關涉。
我由此又想到梁啟超之對康有為。這二人也是師生關係，並且都是歷史上有影響的人物。康有為自有他的貢獻，不可全否定。但是，近年以來，史學家們研究出，康有為在自定年譜中說到的事情，多有不實之詞，有點吹噓，甚至是欺騙。當然，歷史很難作出絕對判斷，還要由史學家細研。不過有些事在戊戌以後已經明朗，康有為在政治上有作偽造假的地方。比如，最重要的事是，光緒皇帝並沒有給他「密詔」，他為了在海外募集錢財，就說有此密詔，連密詔的內容也向海外公佈。他以為當年真正接受密詔的楊銳已被殺，死無對證。但是楊銳卻把這密詔交人帶回老家四川，到1910年，滿清當局將此詔公佈於天下，原來在詔書裡，連康有為的名字也沒有提及。梁啟超寫了許多關於康有為的文章，卻從來不說此事。凡此，皆可以看出，梁啟超對康有為是有所回護的。當然，梁啟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對康一生的是非，也有公論。那是蓋棺論定，要顧及全面人生。其中說到康有為參與張勳復辟的事云：「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為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雖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師之所以自處者，豈曰不得其正，思報先帝於地下……斯正吾師之所以過人……今蓋棺而論定。嗚呼衰哉，今復何言。」他用巧妙文章，為其師輕輕翻過這一頁。還有，他在《南海康先生傳》裡已說：「先生能為大政治家否，吾不敢知：雖然其為大教育家則昭昭甚明也。」那時已說康有為不算大政治家了，也算求實吧。我覺得，這也是「師弟之道」的體現。時代不同，一口劃清界線，談何容易呢。大事能認定大是大非，小事能「心竊非之」，斯亦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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