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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博雷爾，攝影於1892年。
——早期荷蘭漢學家亨利．博雷爾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Audrey J. Heijns（曾麗雯）
在荷蘭長久的轉譯傳統，最早從原文翻譯的中國作品是一八九六年出版的《孔夫子》，翻譯員是早期漢學家亨利．博雷爾（一八六九年—一九三三年）。資料顯示他在荷蘭殖民地及荷蘭漢學的歷史上是很出色的人物。
博雷爾於一八八八年在荷蘭萊頓大學學習中文。當時念漢學的主要出路是去印尼當荷蘭前殖民地政府的官員。十九世紀中，住在印尼的中國人已經到達二十萬，而且他們的活動與組織越來越複雜。因為彼此的利益有很密切的關係，而且華人對荷屬東南亞和馬來群島工商業發展有所貢獻，所以荷蘭殖民政府提出增加荷籍華文翻譯員的需要。博雷爾在一八九二年畢業後，前往廈門進修客家話及閩南語兩年，然後於一八九四年直接到印尼任翻譯員。工作範圍本來是給法官及行政當局提供書面翻譯和口述傳譯以及配合當地部長進行檢查、提供有關中國人的資料及意見等。後來職位名字改為中國顧問，增加比較複雜的任務包括：對三合會之類的組織及賣淫活動進行監察，觀察中國勞動及移民傾向及對聘用中國官員提供意見。另外，他們也需要熟習住在荷蘭殖民地華人的人物、習俗、傳統信仰和風俗。
在印尼工作的時候，博雷爾一方面利用其官員的身份來報告政治上對華人的不正之風，同時也提出新政策，例如在教育方面加入普通話課程、在法律上給華人等同印尼本地人一樣的權益等。另一方面，博雷爾利用他對中國文化及語言知識來從事翻譯工作，例如他把四書翻成荷蘭文，希望可令荷蘭人了解中國文化，從而產生了解與尊重。此外，他也撰寫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文章、書籍和遊記。有關介紹中國經典給荷蘭人，博雷爾表示：雖然已有歐洲別國語言的譯文，但荷蘭讀者不一定買得到那些書籍，而且外語不是每個人都能流利地閱讀，或者沒時間去學習。因此博雷爾翻譯一系列名為「適合非漢學家的中國哲學」，包括孔子、老子、孟子的作品。在第一本書的前言裡，博雷爾有這樣的解釋：「如果我成功地讓讀者明白儒學的基本概念，以便了解殖民地華人的道德、風俗和習慣，我就達到了目的。」
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第一本《孔夫子》收錄了《大學》、《中庸》及《論語》的精選，一年後第二本再翻譯《道德經》，最後在一九三一年博雷爾才完成《孟子》荷譯。在荷蘭比較普遍的中譯荷是經過另一種語言像英文、法文、德文翻成荷文的，但博雷爾是把中文直接翻成荷蘭語。他的翻譯策略是非常接近原文，而且他認為有些中國道地的辭彙，因歐洲語言未能涵蓋其意思，所以只能用音意和註腳來解釋，好讓讀者明白像「君子」、「禮」、「氣」、「道」、「性」、「誠」、「孝」等觀念。雖然他讚美早期的漢學家，但是也批評傳教士的翻譯策略，因為他們的想法就是只有基督教才是正確的。他曾表示：「不幸的是漢學家多數是傳教士，對於了解中國哲學有所誤導。傳教士的先入為主會修正一些背離基督教教義的概念。」他也反對傳教士把他們的“God”翻成「上帝」，因為「上帝」是中國最古老的神，比儒學、佛教和道教更早就存在，所以不能用。因此他又不翻「上帝」，他用音譯加註腳來消除其與西方信仰的關係。
除了翻譯外，博雷爾也寫了小說及有關中國的著作。在一九一零年用荷文出版的遊記《新中國：一位遊客的經驗》中，他描寫一九零七年到北京的經驗。他在文中道出了對中國人的感想、住飯店的經驗、北方官員語言的感受等等。在此他提到建立文化橋樑，表示中國人應該體會到「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是『鬼老』，有的歐洲人除了做生意外，還覺得中國人的美麗和智慧實在是很值得欣賞和尊敬的，而且他們也有興趣跟中國人相處。」西方人「一定要嘗試探討中國民族意識的奧秘，並在西方所有的大學教授漢學。」
博雷爾在一九一一年發表的文章《漢學新的方向》裡強調：「沒有漢學，中歐之間就無法了解對方，而且會導致誤會及敵意。」再者，他強調需要的是了解當代中國的專家，不能只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文物，要了解改變中的中國，他相信中國將來會比想像中更偉大、更有勢力。當時中國研究教席高延教授（一八五四—一九二一）駁斥一些博雷爾的意見。當高延在一九一二年離開萊頓到柏林執掌中文教席後，他原來的位置足足懸空了八年，高延責怪博雷爾的干涉。據漢學家兼亞歐關係史學家包羅史教授（一九四六—）說，高延與博雷爾間發生爭論是因為：
「無論何時他（高延）參與進來，他都像一名殖民行政部門的忠實僕人，竭盡全力將與中國有關的現實問題進行分類整理。但在另一方，博雷爾卻拒絕把荷屬東南亞和馬來群島的華人僅僅看作是『異己的東方人』。依他的觀點，他們是世界上最古老人類文明的代表，既有優點又有不足之處，正經歷着復興的戰火錘煉。漢學家必須在這場前潮中有所作為，絕不能目不轉睛地只顧埋頭搜集那些很快就將無人問津的宗教習俗！」
博雷爾在一九一六年從官職榮休後，在海牙一家報商擔任《祖國日報》戲劇及文學批評編輯。雖然他的工作內容及性質與中國無關，並有人說他跟漢學斷絕了關係，但他對中國和中國文化並沒有失去興趣。他於一九二零年坐船到中國旅行時，報告當時政治和藝術界新聞，並寄回荷蘭刊登《祖國日報》。另外，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孟子》荷譯，完成介紹四書的工作。雖然很多人對他有意見，覺得他有點自行其是，但是也有不少人讚美他是中國專家。近年歷史書和研究論文總提到他，顯示他還擔當着相當重要的歷史角色。在一九三三年，高羅佩（一九一零—一九六七）在《中國》學報刊登有關博雷爾的訃文寫道：
「（…）發現及宣佈中國文明的美麗（…）當介紹中國文明給荷蘭人是自己的任務。因為他的書，很多人對這個文化感興趣，而且他們都認為他的成果是很高尚的，所以他們會感恩地懷念他。像每個突出個性的大師，除了朋友多外，也有不少敵人。不過他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缺點，讓他們都放心下來。當人離世後，對他個人與工作的看法會看得開，而且對他的瑕疵不滿會消失，唯一剩下的是他的偉大。而亨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對中國之愛及對中國堅定不移的信仰。」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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