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廊：一個北京人的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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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風

　初冬時節，去參加一個朋友父親的追悼會。朋友的父親是北京一所學院的前任老院長，退休近30年，活了89歲，也算是喜喪了。

　老院長住的宿舍樓那兩天車來人往，一撥撥親戚朋友前來慰問弔唁。在喪事簡辦的精神下，學院給了5千元後便再無關係，一切後事都由子女們操持。

　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老院長還是學院位高權重的一把手，不免心裡微微有些發酸。但想想人生本如流水，再高位置的領導一退休就是平民百姓，也就釋懷了。

　讓人傷感的，是幾個月前老院長的妻子剛剛去世。那時，老院長從容淡定地操持了老伴的喪事，現在卻輪到別人來操持他自己的喪事了。即便送走的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也還是讓人感到生命無常。

　上次去八寶山的路上，朋友告訴我要記住一個教訓：如果親人已在彌留狀態，一定不要再以所謂的搶救去折騰病人。她說母親臨去世時，她聽了醫生建議採取了很多搶救措施，包括打極貴的針劑，切開氣管插呼吸機等等，母親身上插滿了管子，渾身都是針眼，走的特別痛苦。

　在又去八寶山的路上，我不由說：「看來老夫妻一個去了，另一個也呆不長的。」朋友說：「不是，我父親本來可以不死的！」這話她已經說了好幾遍，身為知識女性的她，此時竟有點兒像祥林嫂了。她說：「我父親是過度治療給治死的，要是我堅持自己意見，父親就可能不會死！」

　朋友告訴我，她父親20年前曾得過淋巴癌，本已痊癒多年了。一個月前老人自覺身體有些不適，怕癌症又要復發便要求住醫院檢查一下。進醫院時人還是好好的，走路輕便，思維敏捷，連燒都不發；可住院化療沒多久人就不行了，舌根爛了，還得肺炎發起高燒。

　朋友說她去醫院看父親時，發現用藥中有的藥副作用極大，便要求停止用那種藥。醫生說你的醫學知識不如醫生，藥可以停，但由此耽誤了搶救醫院不負責。於是朋友的幾個兄弟姐妹都反對停藥，於是遵照醫院的方案搶救。前後不過一個星期，老院長就去世了。一個星期醫藥費花了十幾萬元，當然全部是公家報銷。朋友說，她父親最後還是清醒的，問他要不要切氣管，要不要鼻飼，老人都拚命搖頭。

　在朋友痛心疾首的訴說中，我腦子裡不免有了串串聯想：若是老人沒有因身體小恙就要求看病，若沒有後來的化療，若是幾個子女一致反對大劑量用藥，老人還會不會這麼快就走呢？答案模棱兩可。

　畢竟，老人已經活了快90歲，誰都沒有必要再去鑽牛角尖。我想，朋友一家到底沒能接受幾個月前的教訓。

　雖沒有組織主持，告別儀式依然相當隆重。來了不少老人曾經的學生和同事。告別時幾個子女都哭成淚人，連曾給老人當過保姆的小姑娘都淚眼汪汪。小姑娘在老人家幹活的幾年裡靠自學獲得了大專文憑，又在老人兒媳婦的公司裡當了會計。不是老院長的寬容與扶持，也就沒有她現在的出息。

　老院長從村裡介紹來北京當保姆的幾個小姑娘，現在都不錯。老人走了，山西那個小村裡也就斷了一條與北京聯繫的紐帶。

　悼詞的生平部分是老人生前自己寫好的，就用鉛筆寫在一個小學生作業本上。已經發黃的格子紙上，哪年參加的革命，哪年入黨，哪年進了北京，擔任過什麼職務，都一筆筆寫得清清楚楚。

　在熱鬧的喪宴上，我安慰朋友說：「你父親一生沒有遺憾了。從老家出來幹革命，進北京當過大學校長，還把你們四個子女都撫養成人，成了各行業的棟樑；四個孫輩呢，有三個都是二老一手帶大又送出國留學，留學歸來也都有了不錯的工作，還有什麼樣的人生能這麼圓滿呢！」朋友點頭，說：「也是，現在就想請求單位給父親的後事按副部級待遇，這樣父親和母親的骨灰就能一起在八寶山烈士陵園上牆了。」「上牆」，就是把骨灰封在烈士牆上，這是最體面的安葬骨灰方式。不僅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安放骨灰的問題，還便於弔唁，只有夠一定級別的高幹去世後才能有這種待遇。

　喪事終於忙完了。幾個過了知天命之年的子女，成了沒有爹娘的孩兒。我對朋友說，你們兄弟姐妹今後可得互相照顧着走過人生了。她淡淡地說，當然了。

　因父親曾是一把手，四個孩子也曾是大院的「公主」與「王子」，優越感極強。文革知青下鄉時大姐去了延安，大弟去了東北，二弟去了內蒙，只有小妹留在了北京。

　知青返城後，幾個孩子都上了大學。後來都進了國家機關，除了大弟工傷提前退休之外，其他幾個都成了單位的棟樑人物。

　與平民一樣，高幹家也有遺產分配問題。老院長平生所有的財產，就是國家按級別分的兩套不大的房子。

　一套給了大弟，一套給了小妹。老院長這樣分配並非有什麼偏心，而是權衡再三之後的決定。大弟因為工廠倒閉早就內退收入很低，住的也是媳婦分的房子；小妹則多年一直在父母身邊照顧，得到房理所應當。朋友和二弟家庭條件都不錯，也不需要房子。

　朋友只繼承了一隻金戒指。那是她母親臨終時給的。那時老太太神志還清醒，便把兩個女兒叫到床頭，拿出一金一銀兩枚戒指，是老太太從她母親那兒繼承下來的，一直珍愛地收着。老太太讓姐妹們抓鬮，姐姐抓到了金的。

　說起母親，朋友就覺得母親一生很不容易。她說母親跟父親一輩子，都淹沒在父親的光環之下。老院長進北京後就跟鄉下不識字的黃臉婆離了婚，娶了朋友的母親，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女大學生結婚後也進了學院工作。

　老院長為了堅持避親原則，對妻子非但不提拔，還處處在她的上進路上設阻，結果妻子只能在碌碌無為的職業生涯之餘，當一個賢妻良母。多年來，在那個家裡母親的地位都要低於父親。一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朋友的母親都是極力克制自己，極少給兒女添麻煩。

　據說，老院長去世前已說不出話來，在病床上帶着呼吸機煩躁不安，朋友對他大聲說：「爸爸，你放心走吧，我們幾個會團結的！」老人依然煩躁着，朋友想了一想，又大聲說：「爸，我們會照顧好大哥的！」老人這才點點頭，平靜了下來。原來，他是不放心與前妻生下的那個老大。老大在父母離婚後留在北京工作，文革時因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住在精神病院幾十年，每年老院長都會讓兄弟姐妹們去探望他，臨離世時，老大成了他最後的牽掛。

　逝者已去，帶走了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