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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神偷》造就了永利街的保育運動。
文：朗天
《歲月神偷》去年偷步上畫，博取符合參選香港電影金像獎的資格，看過的人當時都頻呼不解，果然立即在柏林影展揚威，拿下「新世代」項目的水晶熊獎，證明好的電影確不必只爭朝夕。
以前柏林影展只有金熊、銀熊，近年獎項增多，水晶熊標誌着新的評審取向，不單考慮技術和藝術境界，也考慮其他文本優點以至文本以外的脈絡價值。而《歲月神偷》的得獎，勢必挾譽回歸，影響深遠。
這種影響當然不限於電影的發行和評獎，而是指電影已進入本地近年興起的保育運動系統。─保育分子明顯已行動起來，以電影的勢頭希望與當局協商，保留電影的取景地點永利街的舊區文化。
「集體回憶」因天星、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而成為市民和當局必須考慮的政治（無論宏觀和微觀）文化因素，政客和政府施政都懂得把這四個字掛在口邊。與此同時，近年坊間出了很多港產片取景地點介紹的書籍，作為配合文化旅遊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式街頭文化研究的學院授課熱潮，電影和保育運動的相向互惠，其勢已成。
在《神經俠侶》與《文雀》年代（其實距今不遠），電影人會以參與保育之名，說要以鏡頭留下香港舊影，保存集體回憶；《歲月神偷》之後，是倒過來先有了電影，保育人士借用來跟當局磋商，成為討價還價的手段。
這種逆轉意味着電影不止於反映社會，還會成為主動參與社會運動的工具，而這，一直是香港主流電影欠缺的一個向度。
歐美以至第三世界國家，電影和錄像是積極的政治介入手段，本港有「錄影力量」，但主流電影的政治傾向都比較保守。有了互動的先例，香港電影人擅長的曲線製作又多了另一重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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