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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中美是當今世界兩個超級經濟大國，亦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動力引擎。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正是得益於近3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這就決定了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結構特徵雖各有不同（前者為外需市場主導型經濟；後者為內需消費主導型經濟）；但兩國的經濟依存卻有着內在的、緊密的和高度相關的聯繫。即：中國需要美國和歐洲龐大的外需消費市場；美歐也需要中國提供持續、優質和廉價的消費產品。這是過去近30年，中美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一種結構性發展平衡，中美在其間均扮演積極而重要的角色。
美國把引發經濟危機的責任推向中國
然而，隨着2007年8月美國次貸風暴和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嘯的全面爆發。這一長達近30年的中美經濟和貿易平衡結構已受到嚴峻的挑戰和衝擊。筆者認為，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是發展近70年的全球傳統產業結構的失衡矛盾和經濟泡沫嚴重聚集危機的總爆發。美國作為全球貿易和資產定價、結算的金融中樞，掌控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高端（資訊科技業、超級金融業）與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美國卻不思檢討，意圖將貿易失衡與經濟危機的責任「輸出」給中國，指責中國長期輸出通縮。而中國和世界都在責怪美國過度超前消費，透支全球實體經濟利潤，而無度超發美元向全球輸出通脹，導致金融泡沫爆破。不管各方爭論的角度和焦點如何，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全球產業和經濟結構的模式，確已到了必須轉型調整的關鍵時刻，中美之間的產業模式、經濟結構和雙邊貿易必須尋求一種新的發展平衡。這就是奧巴馬上台以來試圖全力振興美國實體產業；及中國在全球金融海嘯後，致力於高效、環保、節能型產業升級和積極擴大內需促增長之經濟轉型的原因所在。這也正是在美方不斷刺激、挑釁下，中美雙方貿易摩擦、匯率博弈不斷升級和外交關係臨界冰點的根本原因。
近幾個月來，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谷歌事件的過度渲染、美國對台軍售的挑釁和奧巴馬執意會見達賴的內政衝擊等等，都顯示：美國正在積極尋求未來中美經濟與貿易結構平衡，乃至全球戰略霸權的博弈籌碼。也顯示出：奧巴馬在美國實體產業振興乏力、雙赤續增、醫改掣肘、失業率高企和其民望持續下滑的困局中，已失去謙謙君子的風度與耐性。他上任之初的改革理想與世界和諧理念，已被美國的傳統霸權意識和鷹派勢力所綁架。因此，他不惜衝動、盲動和頻動地挑釁刺激中國的核心利益和敏感神經。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頭重腳輕的產業配置（高端產業龐大，而基礎實業不足）和低儲蓄、高消費的生活習慣，並非短時所能改觀。中美之間的產業結構調整與新的經濟發展平衡，也並非短期、快速所能完成，需要兩國長期、持續和真誠的互信、合作與努力。且相較於美國而言，中國過去的經濟雖倚重於出口和本土固定資產投資，但已形成門類齊全的產業經濟結構與梯次分佈狀態，具有較大的產業回遷與升級的縱深與空間。在未來國際產業配置平衡的過程中，美國需要更多的借鑒和借助於中國的經驗，而非不斷刺激中國。
美國應停止挑釁中國
面對國際熱錢的肆虐和資產泡沫的衍生，今年初中國在緊急出台房地產泡沫調控措施的同時，已兩次上調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各0.5厘）收緊銀根，顯示中國已開始進入貨幣政策的微調階段，中央同時強調「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貨幣政策」保持不變。美國亦緊隨其後，2月18日美聯儲宣佈上調貼現率至0.75厘，伯南克日前也宣佈「將維持美國超低息政策一段較長時間」，都顯示中美兩國正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有序退市，進行着積極和謹慎的準備，同時也表現出兩個經濟大國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配置運行的一種默契和責任。因此，美國應盡快停止對中國的一切挑釁行為，並重視中國的嚴正立場和強烈抗議。新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高峰對話也即將在5月開啟，我們希望美國能回到理性、務實的對話與協商機制，放棄美式單邊霸權主義和不合時宜的冷戰思維，終止對台軍售和停止干涉中國內政，應通過調整內部經貿結構，如：通過擴大高新技術出口，發展實體和高鐵經濟刺激內需消費，引進實業、能源及金融資本等策略，來解決自身貿易失衡、財赤擴大和失業率高企等問題。共同致力發展中美之間新的貿易與經濟發展結構平衡，以促進兩國產業結構的戰略轉型和世界經濟的復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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