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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森
生平首回偶遇「古代漢語」、「現代漢語」的名目，第一個感覺是頗為抗拒。近年稍稍了解背後的理念，便不得不承認這些提法實比舊日慣用的「文言文」、「白話文」更為精確。除了少數文化未開的民族只有口語、沒有文字之外，任何民族的語言都在口語發展到一定水平後，就產生書寫文字。中國的蒙古族和滿族原先都是有語言而無文字，後來軍事和政治高速發展，才按生活需要而創製本族的文字。「語」包含了書面語和口語，「文」就只涉及寫出來的文字。以「漢語」稱漢族的語言文字，更有利於討論和研究。
文言文和白話文的二分法，實亦不足以充分表達漢語詞匯語法的歷史發展，於是古代漢語又可再細分為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而現代漢語亦析出近代漢語。一個較粗略的分期是先秦以前算上古，漢至唐算中古，宋以後算轉入近代，清中葉以後轉入現代。
廣東地區有所謂三及第文體，源於廣州報界，在省港兩地發揚，即是文言、白話、方言三者的有機結合。求學時期從不知有古代漢語、現代漢語的說法。打從小學時代，國文老師就常鼓勵多讀報，記憶中那個年頭報上的文章屬三及第文體的其實不多，一般以白話為主，亦有少量淺白文言，不似今日「潮語」當道，莫說非粵籍之人不懂，老香港也要請教發明這些潮語的後生哥。離開校園之後，開始寫點文章，盡量避免用口語方言入文，一般的都是文言白話兼用。
不過近年「古代」與「現代」的僵硬二分日趨流行，中國內地有一派學者據之糾彈香港人的文章。較為極端的，連現代漢語中粵方言分支多保留「古代漢語」的語言事實也看不順眼，大有去之而後快的意圖。在這樣薄古厚今的思維影響之下，便有強調在寫作時要用普通話思考、務求達致「我手寫我口」的理論。由此出發，便得出香港的中學要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政策。我對此實不服氣，便請教一位在廣州的大學教授，了解一下「現代漢語」的最新發展。為免將前輩捲入香港「普教中」爭議的是是非非，還是不開名的好。
教授謙稱現代漢語不是他的主力研究範圍，只能談談個人經驗。他說自漢代到清代，漢語的書面語和口語都分得比較清，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我手寫我口」。他自己寫文章時，數十年來都用母語潮州話思考。因為在廣州教書，當然要學點廣州話，方便與學生溝通。對於普通話，他認為視之為一種「全國通用的方言」即可，不必在寫文章時也死硬依據普通話的標準口語。
近日偶翻《郭在貽文集》，讀到作者早年寫給當時學生王雲路的信，言道：「只有腦子裡裝滿了豐富的詞彙，才能做到寫文章時意到詞達，左右逢源。杜甫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為什麼讀書多了就能下筆有神呢？我想這跟掌握了豐富的詞彙大有關係。」讀破萬卷書的果效，該是嫻熟書面語吧！
有誰能現身說法，與大家分享經驗，說明因為腦子裡裝滿了普通話口語詞彙而下筆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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