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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沒有任何人能夠在半年前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開始時準確預見半年後「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的變遷。然而，在經歷了香港政治如此戲劇性的轉變之後，人們應當對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和相應的政治生態正發生具根本性質的轉變刮目相看。
2010年6月14日至21日短短8天裡，圍繞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政制發展所發生的一切，對於所有參與或關注香港政治的人們來說，都是一堂難得的活生生的課。
就在特區政府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即將遭受夭折的時候，民主黨做了重要讓步，不再糾纏於所謂「三點要求」，而是僅要求2012年立法會新增5個區議會功能團體的議席，採取「一人兩票」的方法來選舉產生。中央及時而適時地抓住了這一重要契機，決定接納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於是，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避免了重蹈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原地踏步」之覆轍，朝着普選的目標邁出一大步。
政改通過是多邊博弈的產物
表面上，這是中央與民主黨之間的政治對話的結果。實質上，這是香港政制發展所有「持份者」（stakeholder）多邊博弈的產物。誠然，民主黨及其為主體的普選聯在2010年5月下旬以來的明顯轉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如果沒有2010年5月16日所謂「補選」黯然收場昭示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反對激進反對派，那麼，溫和反對派很難堅持「態度理性」。如果沒有5月24日至28日中聯辦負責人相繼與民主黨、普選聯和民協的代表坦誠晤談，嗣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6月7日講話既重申原則立場又透示一定靈活性，那麼，民主黨很難對其主張做重要修訂以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決定的框架。
民主黨的重要讓步有沒有關於其政治團體和領袖人物的政治得失考慮？答案應當是：不會沒有。倘若民主黨拒絕做重要讓步，那麼，2012年政制將「原地踏步」，而民主黨與公民黨、社民連捆綁卻不得不屈居「老三」；同時，在公民黨黨魁已被抬舉為反對派首領的背景下，民主黨領袖人物也只能為他人抬轎。
然而，民主黨領袖人物終於明白並接受香港政制發展必須遵循《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所設置的軌道和框架，則是事情出現根本性轉折的決定性因素。而這一點，應當歸功於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已經開始發生根本性質的轉變，即：由經濟講「一國」政治依舊強調「兩制」，朝着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方向和目標轉變。
香港政治形勢之所以在2010年6月呈現急劇變化，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於激進反對派以及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對香港主流民意關於「一國兩制」的理解所發生的具根本性質的轉變，估計不足或者視而不見。於是，公民黨、社民連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調所謂「公投」成功的標準，以至成為笑話；有人以為2012年政改必定陷入絕境而不惜鋌而走險，幹下違背政治常理的事情。
中央充分回應香港社會主流民意
毋庸諱言，接納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可謂接近於超越《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決定的框架。正因此，關於該方案是否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曾經發生過爭論是不奇怪的；即使在中央做了明確結論後，有人仍持異議也不出奇。從關於功能團體選舉辦法的傳統理解到與時俱進的新解釋，不僅折射香港社會要求政制民主化的趨勢，而且體現中央支持香港居民從香港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地推動政制民主。中央不僅充分回應香港社會主流民意要民主要穩定，而且，出乎意料地給某些人的自以為得計以沉重打擊，同時，支持民主黨由「態度理性」向「觀點理性」轉變，使公民黨、社民連等陷入政治孤立。
沒有任何人能夠在半年前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開始時準確預見半年後「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的變遷。正如恩格斯早在120年前致約．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於倫敦）中所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產物。」然而，在經歷了香港政治如此戲劇性的轉變之後，人們應當對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和相應的政治生態正發生具根本性質的轉變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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