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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棟像（1697-1758）。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黎廣基
現代人談及清代學術，往往會稱之為「考據學」。其實，除了「考據學」外，它還有「漢學」、「樸學」等不同名稱。踏入二十一世紀，國內曾出版過幾部專門講考據學的專書，當中一部這樣寫道：「清代考據學，有的稱為『乾嘉考據學』、『樸學』，而稱得最多的是『漢學』。」（郭康松《清代考據學研究》）記得筆者小時候讀書，在老一輩學人的著作中，「漢學」、「樸學」等字眼，較諸「考據學」，似乎更為常見一些。而那些專門從事考據的學者，則被稱為「漢學家」或「樸學家」。究竟何謂「漢學」？何謂「樸學」？它們之間有甚麼不同？對於很多僅僅接受過西方教育，對傳統學問認識不多的人來說，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
提起漢學，現代人馬上會聯想到。翻查一下維基百科，它對「漢學」作了如下的解釋：「漢學（Sinology），或稱中國學（China Studies），是指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這令我不期然地聯想到「公羊」的笑話。回想二十多年前，我在旺角波文書店看到了曹聚仁先生的《國學十二講》，裡面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注意。曹先生說：「有一回，會考的國學常識中，問及『甚麼是公羊』，一位中學畢業生說是雄的羊！」其實，所謂「公羊」，指的是與《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合稱「春秋三傳」的《公羊春秋》，跟生物學中的「雄的羊」毫無關係。而古人所講的漢學，與現代人所認識的漢學，除了名字相同外，實際上也是風馬牛不相及，毫無關係的。
那麼，甚麼是「漢學」呢？清學研究專家漆永祥先生認為：「『漢學』一詞，是相對『宋學』提出來的。」漢、宋均為我國古代的朝代名。因此，不難推測，所謂「漢學」，其實就是漢儒之學。蓋清儒深懲明亡之弊，認為宋、明理學空言心性，殆為亡國之禍端，故此銳意提倡漢學，反對宋學。這場復「漢」運動濫觴於清初，至乾隆、嘉慶年間而臻於大盛，而其中最重要的標幟，是吳派經學家江藩出版的一部清代學術史專著——《國朝漢學師承記》。
這部作品開宗明義，將清代考據學統稱為「漢學」，「崇漢抑宋」之意，溢於言表。根據徐世昌《清儒學案》所載，「江藩字子屏，號鄭堂，晚號節甫，江蘇甘泉人。監生。少長蘇州，受業余仲林、江叔澐之門，傳惠氏學。博綜群經，尤深漢詁。」考余蕭客（仲林）、江聲（叔澐）同出於元和（今蘇州市）惠棟之門，江藩實為惠氏之再傳弟子。江氏曾說：「本朝為漢學者，始于元和惠氏。」（《宋學淵源記》）可見江氏之大張漢學旗鼓，明顯是受到惠棟的影響。事實上，惠氏不僅被譽為吳派經學之集大成者，地位超然，而且還與代表著皖派經學的戴震分庭抗禮，立立為乾嘉考據學派的兩位大師。惠氏曾說：「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詁，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九經古義述首》）這段說話，說明了他歸宗漢儒的原因，奠定了漢學的基礎和藩籬，對後來清代學術的發展影響深遠。同時稍後的學者錢大昕對惠棟推崇備至，認為「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惠先生棟傳》）。我們說過，清儒之所以倡言漢學，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反對宋學。作為漢學開山的惠棟，對宋儒的批評異常嚴厲，他認為：「宋儒之禍，甚於秦灰。」惠氏這些觀點，都悉數被他的再傳弟子所繼承。江藩在《漢學師承記．自序》中說：「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從江氏的言論看，《清儒學案》稱他「傳惠氏學」，是符合實情的。
再說「樸學」。「樸」字本來是「樸素」的意思（《說文》：「樸，木素也。」）；「樸學」，從字面上講，就是樸素、樸實無華的學風和學問。從這個定義出發，重視文采雕飾的文學以及側重抽象理論的哲學，都不屬於樸學的範圍。清代桐城派的姚鼐曾將學問分為義理、考證、文章三類。如果我們將義理歸入哲學，文章歸入文學，那麼所謂「樸學」，大概就是考證一類的學問。民國時期學者支偉成寫過一部《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該書在「重印說明」中寫道：「『樸學』本指名物訓詁考據之學。」那麼，同樣屬於考據，「樸學」與「漢學」又有甚麼不同呢？
筆者認為，「樸」字除本義「樸素」外，還有「樸真」的意思（《玉篇》：「樸，真也。」）。所謂「樸素」、「樸實無華」，主要是形容考證的方法及風格，而「樸真」，則包含了考據的目的及理想。因此，可以這樣理解，所謂「樸學」，除了指學風及考證方法上的樸實無華外，它還是一門求真的學問。清儒高唱「實事求是」，其實就是這種求真精神的體現。既然主張「實事求是」，那麼不管是漢學抑或宋學，只要觀點真實而正確，就應該要予以肯定和承認。這樣，從定義上看，「樸學」要比「漢學」來得寬廣，更具有包容性。
我的太老師章太炎曾說：「惠氏（棟）揭漢學的旗幟，所探求的只是漢學；戴氏（震）並非自命為漢學。」（《國學概論．經學派別》）這句話清楚表明了惠、戴兩家治學之不同。跟隨章先生的思路，可以進一步地說：如果惠棟代表的是漢學，那麼戴震所代表的，就是樸學。戴氏曾明言：「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他所說的「道」，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真理」。他認為真心求道的人，不應依傍古人或今人，而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唯理是從。因此他大膽地批評漢儒，認為「漢儒有師承，有時亦傅會」。他的這些觀點，在漢學大張旗幟、盛極一時的乾嘉之世，無疑是難能可貴的。錢大昕曾稱讚戴震「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戴先生震傳》），恰恰道出了樸學的特質，而這也是吳、皖二派考據學的不同之處。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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