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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案頭一直放著白舒榮女士寫的《回眸——我與世界華文文學的緣份》。每次翻閱這本書，頗多感觸，卻一直下不了筆。因為白舒榮與華文文學的關係是廣泛而多元，一下子說不清。
與白舒榮的認識始於八十年代初，當時作為創辦北京《華人世界》的召集人，白舒榮在深圳開了一次組稿會議，我也是被邀者。
那個年代，針對港台文學的雜誌倒是不少，讀者對象和作者群為世界華人卻僅此一家。
差不多同一時期，我曾組織過一套《海外華人作家文叢》，涵蓋了北美甚至遠至西班牙、南非等地區的三十多位華人作家，工程之艱巨，組稿之繁難不在話下，做雜誌比起做叢書難度當然更大。
記得在深圳的組稿會上，我發言不多，因為深諳這項工作之種種難處，單靠白舒榮支撐大局，不免添一份憂心。
時間是最好的見證。白舒榮不僅能長袖善舞，在她主編的雜誌很快會聚一批海內外的華人作家。
當然其間的曲折迂迴，是可以想像的。白舒榮在《回眸》這本書寫道：「《華人世界》的編輯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對外活動聯絡機構設在一個賓館，參加領導階層的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社長、一位資深的副總編輯、雜誌初創者，及統戰部的同志組成。領導階層的成份如此複雜，合作之路走得顛顛簸簸，曲曲折折，最終《華人世界》移交統戰部，我們又新創辦了同性質的《海內外文學》。《華人世界》時期，上層人事矛盾重重，我只是個做具體工作的，不想捲入，但多少封了個芝麻官，一僕幾主，加上我個性耿直，很難八面落好，直到《海內外文學》，陰影仍在。」
在內地辦文藝性刊物，管事婆婆多，可謂動輒得咎。白舒榮在《海內外文學》幹了一些日子，也因人事問題，最終轉移陣地，參加了由北京研究台港文學的學者創辦的《四海——港台海外華文文學》，那時是用書號出版的不定期叢刊，也就是說還不是國家承認的正式雜誌。
《四海》也不是一馬平川，套白舒榮的話說，「《四海》從初創到國家給正式「准生證」用了四五年；剛進入一九九○年，不幸主辦單位停業整頓，在數不清的會議中，《四海》屏聲靜氣落生，創刊號沒有例常的喧囂鼓噪（當時有人提議把它滅掉），籌備了許久的隆重慶典——經中央批准、也已經在海內外廣泛做了宣傳的評獎活動，煙消雲散，領導層發生了變化，初創者先後離去，我『上躥下跳』勉力維持住了《四海》，磕磕碰碰完成了全年的出刊。」
之後是白舒榮當了《世界華文文學》主編，更激發了她的組織能力。這本雜誌凝聚海外內一大批代表作家，成為海內外文學交流的園地和文化橋樑。期間，白舒榮還策劃多次大型文學活動和若干大型叢書。
在中國開放時期，白舒榮是較先介紹港台、海內外作家給內地讀者認識的，內地也因此掀起對港台、海外作家的研究熱潮，白舒榮功不可沒。
因工作關係，白舒榮自己成為許許多多海外華人作家朋友，她為文友排難解紛，包括海外作家在內地出版物的版權糾紛，被積欠版稅的事等，她都不厭其煩，操勞操心，務求得到合理解決。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白舒榮如果不是有強烈的文化理念、堅定不移的信心和大愛的精神，在內地的複雜環境下，是決難成事的。正如安徒生所指出：「希望之橋就是從『信心』這個字開始的，而這是一條把我們引向無限博愛的橋。」
我想說的是，「白舒榮」這個名字，是附麗於世界華文文學這棵偉岸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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