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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網上圖片
■李恩柱
我國古代臣民覲見皇帝如何施禮，是有講究的。據《周禮．春官宗伯第三》云：諸侯春秋兩季朝見天子，合稱為朝覲。《周禮》又詳細列出了我國古代「九拜」的跪拜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
這些禮儀到後來雖然有所增刪，但臣下見了皇帝要行大禮這一內容幾乎是千古未變。於是，皇帝見臣下跪拜在地，不覺得有甚麼不妥，臣下對坐在龍椅上的人低眉俯首頂禮膜拜，也不覺得有失人格。一代接一代的皇帝，在「萬歲」盈耳的日子裡過活，臣民對跪拜的認可程度高得讓人吃驚。歷史上那些任人宰割的貧苦人，起義以後不管勝利還是失敗，先找機會過一把皇帝癮。
1792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時引起的禮儀之爭，世人常常提起，最後是按中國方式「三跪九叩」了，還是按英國式的禮儀覲見了，中英的記載似乎並不一致。據英國記載，使團按照覲見英王的禮儀，單膝跪地，未曾磕頭。而中方大臣的奏摺則說「令該貢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頭禮畢」。（《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貢始末》）。
不管怎樣，禮儀的爭論，使乾隆極為不快，接待的規格立即改變。他在御旨中說：「似此妄自驕矜，朕意甚為不愜，已全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馭外藩之道亦然。」清朝自視為「天朝上國」，把廣闊的世界納入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之中，除了朝貢關係以外，對國際之間還有甚麼別的關係很生疏。公平地說，在閉目塞聽、故步自封的環境裡，不獨清王朝統治者會以自我為中心評價世間萬物，恐怕任何人都會如此。
據戴逸先生《乾隆帝及其時代》研究，早在順治時俄國巴伊科夫使團、康熙時俄國尼果拉使團到北京，就發生過類似的爭執。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西交往越來越多，禮儀問題不僅始終沒有解決，其齟齬也越加明顯。清政府內部圍繞是否同意外國公使覲見，以及覲見時的禮儀問題進行了兩次討論。
首次討論是在1867—1868年間，當時距離中英《天津條約》規定的修約期只有一年的時間，總理衙門於當年10月12日奏請飭下各將軍督撫會議外交事宜，其中包括覲禮問題。在16位將軍督撫奉命提出的意見中，一種是堅持天朝體制，反對西使以西禮覲見皇帝，將西方國家仍然視為蠻夷，認為華夷界限不能動搖，反對「自變其禮以委曲相從」；第二種態度則是同意接受各個使節覲見，禮儀可以西式或折衷中西，認為「必以中國之禮繩之，其勢有所不能」；第三種態度則是含糊其詞，不作明確表態。在各督撫的複奏附帶的幾位下級官員的條陳中，多數人反對使用夷禮，「彼族直犬羊耳，今必責犬羊以禮，禮亦不尊。」由於意見多種多樣，這次討論並未解決覲禮問題。1873年同治帝親政後，總理衙門認為西禮有礙中國國體，而西方使者認為跪拜有礙各國國體，二者相持不下。
最終清政府妥協，與各國使臣達成了以五鞠躬為覲見之禮的協議，但隨即在清政府內部就發生了一場爭論。如果說這種爭執毫無必要，那也不是用實際的眼光看問題。
凡爭執，總要涉及內外兩方，中方在爭，外方也在爭；同時，禮儀之爭不僅順治、康熙遇到過，就是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也遇到過同一性質的問題，歷史跨度很大。《遣唐使》云，大食遣使來唐，進馬匹方物。使者晉見太宗，「唯平立不拜」，但太宗以「大食殊俗」來解釋，並不見怪。這件事沒有引起軒然大波的原因，除與唐朝皇帝個人的品性有關，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強大而不排外，具有堅定的自信力。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自信力的強弱，不是看它是否敢於蔑視一切，更不是看它有沒有勇氣自我膨脹，而是明確地認識自我，堅定的相信自己，並且這種相信不因環境而轉移。中國封建皇帝，包括乾隆、李世民在內，覺得外國應該對中國恭順，至少應須敬重。帝王們有這種想法毫不奇怪，也很實際。世界上哪個國家謀求的不是本國強大？哪個國家的領導人不希望本國人民富庶安康？哪個國家民眾不想受人尊重？
問題在於，怎樣一個做法才能達到既定的目標。李世民曾說：「自故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強調各民族之間一律平等。這樣的言辭，今日我們聽起來也許覺得很平常，但一千多年以前李世民就說出這個意思，不能不敬佩唐朝統治者對外政策上的開明。
富庶與開放是甚麼關係？或者說開放僅僅是為解決貧困嗎？人在窮困的時候，開放可能被當成富國的重要因素，但富裕之後也有一個開放的問題。比如李世民開明對待周邊國家，就很難說是因為窮困逼迫的，也不能說因為開放唐朝才繁榮起來；乾隆等帝王的閉關鎖國也並沒有馬上使清王朝由所謂的「盛世」走向貧困。
唐太宗的「開」和乾隆的「閉」，都是出於以自信——唐太宗覺得普天之下並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此沒必要拒絕交往。乾隆覺得，我是中心，都要對我低首縮頸——這是兩種不同的自信，一個是常態的、健康的，一個是病態的、自高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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