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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浩的新書，收集了他十多年來寫的養生文章。 攝：梁小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20年前，嚴浩對人說他一生只做兩件事：如何拍好電影和研究佛陀言說的真諦。他拍的《似水流年》讓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實至名歸，《滾滾紅塵》延續「三毛」大銀幕經典，而1996年的《太陽有耳》更令他摘得柏林電影銀熊獎。
20年後再問他，「還是只做兩件事：一個是拍好電影， 另一個是保持健康的心態。」
他的新書《嚴浩特選秘方集》月初售賣，是他平日實踐的食療民間偏方，短短一周銷量破萬，忙得出版社萬里機構急急追印。「通常只有明星的書才會達到這樣的效果。」出版社的市場推廣主任余先生連連驚嘆不已。
名導演跨界出養生書，以為多是影迷在捧場。及至新書簽售會上，才發現不少是追讀嚴浩專欄十幾年的老讀者，他們中更有親身依據偏方的配製，自行實踐且效果甚佳的用家。從長壽心得到降低膽固醇，治療痛風、咳嗽等日常頑疾，作為曾經是香港「新浪潮」電影的文藝先鋒，嚴浩的親民和坦率，以另外一種方式實踐他的世俗哲學。「我20年前就說過一生只做兩件事，一是怎樣拍好電影，二是搞明白佛陀到底在說甚麼。佛陀曾說所有他45年來講的東西，聽者要當他甚麼也沒有講過。後來我發現，他的所有講話最後可歸納為4個字：健康心態。所以你再問我這麼多年在做甚麼，我會說，一是拍好電影，二是怎樣有一個好心態。」
嚴浩今年59歲，面容飽滿而無甚皺紋，一頭黑髮讓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不少。大多數時候面帶笑意，偶爾興致來了，才會笑出聲來。他在書裡除了分享他收集的民間偏方，其實更大的用意是在強調「內在修心」的重要。「我天生內向，容易憂鬱，現在比以前好，能多說話。雖然本性的特質都還在，不過可以很快的留意到問題。」他的臉部線條舒張、柔和，可是仍然極度敏感。記者一個無意間低頭的動作，他便有很快的反應：「你在找甚麼嗎？」
敏感的人天生有藝術細胞。小時候第一次聽古典音樂，整個人會霎那間凝住，驚得母親不知何故。小學4年級就多才多藝，自學拉二胡和手風琴。「可惜那時家境困難，沒有條件讓我進一步深造。」唯一繼續下去的是寫作，小學和中學瘋狂看書，也深受作家父親的影響。而人生的最大衝擊之一，也和父親有關。
30歲的成長
他的父親嚴慶澍，筆名「唐人」，是民國演義小說《金陵春夢》的作者，後來成為左派報紙《新民晚報》的總編。「父親那時每天寫一萬字的文章，還要處理編輯工作。為了養家，他從來不放假休息，我們睡覺的時候他還沒回家，早上8點去上學，他7點半已經出門。在我們的印象中，只記得他的背脊。」長期勞累壞掉了肝臟。「在報社還在接電話，突然人就過去了。」60多歲，還是年富力強。「現在人100歲才叫老。」嚴浩正30出頭，家庭劇變，才讓他迅速成長。「那時開始想的問題是，人的靈魂去到了哪裡？」幾年後，他把無盡的憂思放進電影，1984年《似水流年》的誕生，揉進了他對人生的無奈和傷感。影片首次描繪香港人回內地老家探親，兒時記憶和世事變遷的感懷，被影評人視為是最早見證內地和香港微妙關係的代表。
內地人最記得他的，則是1990年的《滾滾紅塵》，剛出道不久的林青霞讓人驚鴻一瞥，加上三毛的劇本，讓人看到了亂世中滿眼的無力和嗟嘆。該片一舉囊括台灣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導演等7個獎項，外人不知的是，和《似水流年》一樣，喪父的陰影在他的心中徘徊不去，成為他早期電影傷感色彩最重的作品。「後來人成熟一些，開始明白自己經歷了怎樣的過程，以後的感覺慢慢變得不同。」
嚴浩的母親依然健在，在他的專欄中，母親的一舉一動也時刻牽扯起他對教育對兒女的反思。他記得母親曾反覆做的一個夢，是她的子女在車站紛紛走失，這源於母親18歲時因為戰亂而離家的經歷，至此以後再無緣與父母相見。「子女一日日長大，終究會走出父母的懷抱，所以做父母的，要擅於和孩子溝通，給他們成長的空間。」
「最近我去了很多地方為新電影看景，去了三育中學，那是一間十分古老的學校。在他們的草地上，我發現有一個中年婦女正帶著一幫小學生年紀的小孩子玩耍，也沒有穿任何校服。一問才知道，原來這位太太在使用美國的一種教材輔導自己的和朋友的小孩。這些孩子不單英文很好，與外面中學的課程銜接也完全沒有問題，甚至也有小朋友念上了很好的中學。不同的教育制度，對人的影響差別很大。」
愈老彌堅
這尤其體現在與創意有關的行業上，電影行業對編劇的需要從未有過的飢渴。嚴浩的電影產量不多，原來時間全都花在對劇本的琢磨上。「我之前寫了一個劇本，改編自台灣的一篇小說，是武打類型。香港有間大公司說好投資2千萬做，但後來我停下來，因為覺得劇本還不夠信服，不如不做。」他的劇本寫作時間可以長達數年。「正在開工的這個劇本寫得最快了，寫了一年半。但同時另一個電影也開始籌辦，是2006年開始寫的，現在到了收成的時期。」「也不一定都要自己寫劇本，但實在沒有辦法，寫劇本需要磨合很長時間，不太有人願意陪你一起瘋。」
他對電影的追求依然完美，從最早為了《似水流年》，冒著投資方的巨大阻礙，力排眾議，請來紅透東南亞的日本音樂家喜多郎配樂。「收貨那次我特別緊張，因為一是我只一人去日本見他，二是他只給我一個晚上拍板。因為他那時住在深山裡，要開很久的車才能出來。」
嚴浩現在也住在遠離市區的山中，靠近粉嶺，遠離塵囂的生活令他至今能保持文藝上的情懷。「我一直想拍67年暴動的事情，因為是我的少年親身經歷。對我來說，那段經歷既暴力殘酷，又很浪漫，伴隨整個青春期的情感萌動，但同時也發現了政治的醜陋。」他唯一顧慮的是內地市場的接受度。「劇本合適了，多少錢都能找得到。」他淡定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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