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 輝
如果麥克尤恩（Ian McEwan）或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的小說是一種閱讀的時尚，那麼，威廉．高定（William Golding）的小說會不會是一種過時的款式——甚或比毛姆（Somerset Maugham）更過時？威廉．高定倒提醒所有文學家們，不要對自己的些微成就過於認真，更切勿因而得意忘形，「幸而有甚麼神靈之類——我不敢直呼其名——告誡我毋忘自己在宇宙之渺小」，然後說了一個似乎永不過時的故事——
話說一九八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宣布得主翌日，他在鄉間小鎮違例泊車，交通督導員小姐指著牆上的告示對他說：「你識字嗎？」他只好羞怯地鑽進車廂裡。故事至此還未完結呢。他碰見兩位警察，問道：「我有急事要辦，可否直接到市政府當場付清罰款。」年長的警察微笑說：「恐怕不可以了。」跟著告訴他怎樣填寫罰款表格，以及開一張十鎊的支票，貼上十六便士的郵票，寄給法院書記官。末了，這位年長的警察微笑著說：「就讓我們祝賀你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吧。」
年長的警察先生認得一個渺小的文學家，眼力大概比交通督導小姐的好一些，那可不是這故事的重點，重點倒是在一個開放社會裡，文學家（或任何稍具名望的藝術家或科學家）絕對沒有任何特權，哪怕只是違例泊車的特權。
威廉．高定年輕時出版過一本薄薄的詩集，其中一首叫〈破碎的迷惑〉（Mazed with Breakers）：「我可否從開放之門走出去／一直走到日落的遠方／穿越暗夜或星光／直至走遍了七個白天」；「海水在我的血液裡咆哮／哼著一種野性的音調／我再不能對她說『否』／猶如浪潮之於主宰的月亮」。那是一個年輕的文學人向世界的呼叫，從開放之門走出去的夢想，儘管破碎而卑微，倒是天地間不可滅聲的一個「否」（nay）字。
威廉．高定在諾貝爾領獎演說詞中說：「我們有電腦、人造衛星……能把複製的機器送上星球上去，並且收取它的報告……而文學只有文字，這工具之簡單原始有如石斧，甚至像人類初始雕刻石像的軟銅鑿……放在以矽片製作的作品中間，無疑相形見絀。」他似乎在說，在流行外太空探索的年代，文學豈不就是顯得微不足道嗎？且慢，不是這樣的，他跟著說：「文字經由作者的虔誠、技巧、熱情和運氣，可以成為世上最有力量的東西」，因為「某些場合的某些文字所表述的不僅是作者個人的思想，而是全世界一大部分人都在思考的問題。」
這一點，跟伊撒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所說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只給偉大的人享用」，倒不無暗通之處。他也像威廉．高定那樣謙卑，自覺渺小，他說：「當我是小孩的時候，他們叫我做大話精；但如今我長大了，他們叫我做作家。」他又說：「生命是上帝的小說，就讓祂寫下去吧。」
威廉．高定不以為文學有多偉大，可他相信，經由語言傳達的文學，「容許人對人講話，容許一個人在街上跟陌生人講話，直至小小的漣漪變成奔流於每一個國家的浪潮」，文學和外太空探索，原來有共同的目標：跟陌生人對話，以不同工具、不同形式、不同語言，無懼自己的無知，由無從溝通，耐心地達致一點一滴的溝通。此所以他自稱「寰球的悲觀主義者」（universal pessimist）、「宇宙的樂觀主義者」（cosmic optimist），悲觀與樂歡的矛盾就像「海水在我的血液裡咆哮」，是躁動的和諧，也是和諧的躁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