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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在清朝統治史上，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一直都警惕貪腐。放大一點說，不僅清朝，任何一朝帝王都知道貪腐是蛀蝕皇朝根基的惡劣行為，因此大赦天下時都不包括貪官污吏。然而，警惕歸警惕，重視歸重視，貪腐現象仍很普遍。
順治十年（1653）正月二十六日，順治帝到吏部視察，專門談到對官員的考核情況。他對那裡的官員說：貪官何其多呀，這些傢伙平時侵漁小民，當遇大察考官之年，也應當小心謹慎。大學士范文程等人說，貪賄之人未做官的時候，也知道不該做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見利忘義、利令智昏。順治說：這都是因平日不能嚴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如果持守有定，怎麼能被金錢財物所誘惑呢？順治十一年（1654）四月二十七日，吏科給事中林起龍給順治皇帝上了一道奏摺，也是出於對貪腐的探討。其中說：州縣官員所以貪污有三條原由：一是日用之累；二是媚奉上官之累；三是曲承差使之累。林氏所言著眼於當時的現實。他在奏摺中請皇帝對官員嚴加教誨，使貪官痛改前非，各盡職守。同時樂觀地認為，如此一來則大法小廉，太平可致。顯然，林起龍的話頗合皇帝的心意，順治聞奏後，命令有關部門研究討論。
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也許可以推測出順治皇帝對付貪腐的措施。嚴肅考核，做好思想工作，提高官員待遇。不過，這未必管用。清朝不僅沒有從貪腐的泥沼中掙脫出來，而且順治子孫一代腐過一代，難以自拔，和珅大案即為明證。約略說來，和珅一案有三點使平民百姓特別震驚：一是涉案金額之大，二是作案時間之長，三是他與皇帝距離之近。做過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在《將吏法言》中說：「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和珅尊寵用事，以聚斂自豐。是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贓款動至數百萬之多，皆恃和珅為奧援。用事二十餘年，康、雍、乾三朝之氣，盡斬喪於一人之手。」其實，和珅斂財的本領再大，在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面前，也屬於奴才，說拿下就拿下了。況且，任何人也沒有辦法一鐵鏟挖一口井，一下子貪污幾億両銀子，和珅的髒手肯定已經伸了不知道多少次，但從不被捉。乾隆是何等人物，居然釀成如此局面。不用「姑息」、「縱容」等詞彙，萬難解釋這種奇離古怪現象。
從根本上講，專制皇朝不容易解決一個「貪」字。因為釀造貪腐社會風氣的原因，在於專制制度本身。如果官員的命運是由身居高位的上司決定，而這個上司又只受皇帝本人的監督，實際上一切監督措施只是具文，都不存在了。這就為貪贓枉法之輩千方百計尋求一個手握重權的人作靠山提供了動機，十分自然地，社會風氣、政治風氣也就日益糜爛。古今中外，貪污腐敗為共有的現象，但像清朝後期那樣貪污成為常態，幾乎無官不貪是極其少見的。試想，和珅的貪黷，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盡人皆知，只有乾隆去世後才事發，這個皇朝如何不破敗！腐敗之事，俸祿低只是一個藉口，哪裡是真正原因。
據說，順治非常崇拜朱元璋。順治十六年（1659），皇帝定下懲罰措施，曰，貪官贓至10両者，痛打40大板，流放到席北（吉林省境內）地方，其犯贓罪應杖責者不准折贖。衙役犯贓一両以上者同樣流徙，贓重者處以絞刑。這些條例，不由讓人想起朱元璋的「剝皮實草」。律令雖嚴，卻仍然遏制不住貪風蔓延。
揭露官員貪污案的多與少，與老百姓耳聞目睹的貪污行為並不是一回事。世人知曉的那些案件都是被曝光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決定曝光幾率的，又與反腐體制和容忍度相關。朱元璋留給後人的印象是嗜殺成性，對貪墨者挺殘暴。不能說這樣認識不對，但失之於籠統。其實，在對貪污的容忍度上朱元璋超出大部分皇帝，幾乎是零度容忍。他在貪墨還是清廉這件事上有潔癖，他總希望他親手打造的社會沒有一個貪官，讓下層人都過安定的日子。所以，他容不得官員有絲毫貪污，貪一點，他就大開殺戒，幾近變態。朱元璋慨歎：「我欲除貪官污吏，卻奈何朝殺而暮犯！」未嘗不是指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因此說，社會公佈的貪官數字，很難說預示著什麼，任何時候它都與朝廷對貪墨者的容忍度有關，與及時有效的監督有關。反腐成效，最直接的是要看老百姓的感受，而不單純是數字。反腐措施起作用，主要還是在於先進制度的支撐。
（識貪．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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