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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彬
江蘇高考作文題目「拒絕平庸」，被許多人和媒體認為是今年各省高考作文題目中最好的。我同意這種看法，不過也暗自思忖，以現在高中生的閱讀量和見識水平，以多年來應試教育對學生天性和創造力的束縛，有幾個考生能就此題寫出既有見解又有文采的好文章呢？我甚至更悲觀地想，即使考生中出現了韓寒式的人物，他的作文能被現行教育體制磨光了靈性的老師在那樣短促的閱卷時間裡發現並給高分嗎？
前幾天，去商場想買一件夏天穿的T恤衫，我的目標是：純棉布料，淺藍顏色，價位在100至180元之間。可費了3小時，逛了5層樓，卻沒能買到一件稱心如意的，不是圖案太花哨，就是款式不合身。琳琅滿目的衣陣中，一望無際的貨架前，累酸了我尋找的眼。
近來，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省內各家報紙。但翻來看去，極少見到有讓我眼前一亮的文章。無論是消息、通訊，還是言論、特寫，都是溫水一杯，不見靈光，不見思想，既無獨特的視角，又無巧妙的構思，也沒有文字的潤色。
朋友的女兒，從美國留學回來了。朋友從機場把女兒接回來，一家人歡欣喧鬧一番後，朋友正色對女兒說，你現在回國了，出門一定要當心，橫過馬路時要細看左右車輛，不要以為還是在美國，汽車駕駛者會禮讓行人先走，國內的汽車還和你出國前一樣，是從來不會讓著人的。
用不著刻意尋找，也無須費心打量，只要掃視一下周遭，就會發現，我們是被鋪天蓋地的平庸包圍著的。從上述幾個事例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和想像學生及教師的平庸，也可以見證在GDP的高速增長中製衣工業的粗疏和服務業對顧客個性需求的忽視，既能觀察到報紙傳媒多數從業人員的學識短淺，還會為國內汽車駕駛者的素質和德行的普遍低微而喟歎。
平庸並非自今日始。1815年，青年龔自珍就為他所處時代的庸碌而痛心，為清朝專制政治造成的沉悶、壓抑的社會空氣而憤慨，稱之為「衰世」。當時已是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風雨飄搖之際，英國的炮艦開到了中國沿海，但清朝統治者腐朽、愚昧，不諳世界大勢，民間也麻木苟且，文字獄的淫威，令讀書人不敢談論經世之學，只有龔自珍大膽議論社會，抨擊弊政，他說「衰世」從外表上看「類治世」，可實質上，是「左無才相，右無才吏，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菽澤無才盜……」。龔直覺到，一個這樣的國家和民族，衰敗與沒落的命運無可避免。
平庸也並非為中國所僅有。1962年，哲學家、政論家漢娜．阿倫特受美國《紐約客》雜誌委派，去耶路撒冷旁聽對前納粹分子艾希曼的審判，她發現，這個前第三帝國保安官員、把上百萬猶太人送進集中營毒氣室的「殺人魔王」， 看上去和普通人沒甚麼區別，在法庭上表現得畢恭畢敬，幾乎像一位紳士。法庭調查表明，艾希曼確實是一個忠於職守、嚴謹幹練的官員，每天忙碌於時刻表、報表、車皮和人數的統計，工作效率極高。艾希曼也反覆強調，自己僅僅是執行上級命令，「身不由己」，不過是納粹德國龐大系統中的一個小齒輪。案件審理結束不久，阿倫特寫出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她指出，納粹政權和鎮壓機器恰恰是靠艾希曼這樣膚淺又平凡的「好人」支撐的，這些人服從命令，盡職盡責，從不思想，輕易放棄了個人判斷。艾希曼的事例證明，在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阿倫特總結說：「惡一向都是激進的，但從來不是極端的，它沒有深度，也沒有魔力，它可能毀滅整個世界，恰恰就因為它的平庸」。
的確，相較於窮兇極惡的匪徒和強盜，平庸的惡更為人們所常見。我們周圍的平庸，常常表現為對上司的順從，對規章的執行，呆板、機械的工作方式，沒有個性、沒有靈氣，舉手投足做事論物，都刻意與眾人保持一致，從不聲張、含蓄內斂、圓滑老成的處世態度，這種人觸目皆是，充塞在每一間辦公室裡，有時被稱為「沉默的大多數」。事物的變異就在於，多數人的這種平靜和庸常，在特定的情勢下卻並非那樣溫良與謙和，而是代表著一種力量和趨勢，構成著一種威逼和氣候。譬如，一個單位裡大多數庸碌、平淡的人，經常就對一、兩個學識和工作能力強的人充滿嫉恨與不滿；又如，少數幾個廉潔奉公的幹部，常常在一大群以貪污受賄為能事的官員中被視為異類，遭到排斥和打擊。我的一個昔日同窗，就因為在主編一本雜誌時認真負責，以質取稿，結果既惹惱了上司，又激怒了同事，還得罪了一批文化名人，最後不得不黯然離職。所以，在「多數人」天然有理的氣候下，在平庸意味著常態的環境中，一些才華出眾、富有創造性的人，也不得不磨平性格的稜角，拔掉美麗的羽毛，低首以順應大眾，收斂以屈從周遭，慢慢變得庸碌和市儈起來。他們知道，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活得舒服，才能長期混跡於職場和官場。無數事例告訴我們，如若有人敢於挑戰環境，偏與眾人和潮流對著幹，等待著他的，肯定是「槍打出頭鳥」，或「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才子於大眾有害，庸人讓大眾安全，久而久之，平庸化成了一種社會生態，能從這種生態中出息的都是一些目光短淺之流、才智庸常之輩。事物的變異還沒有結束，「有害」和安全，在一定條件下是會發生轉變的。藉著大眾對才智之人的嫉恨在競爭中勝出的庸碌之輩，看著於他人無害，但在種種因緣下，如果這些人結成權貴利益集團並構成某種「主流階層」，那於大眾和社稷就非福音了。
1895年，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發表了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他對德國從一個落後國家迅速成長為經濟大國深表憂慮，他認為這其中隱含著可怕的危險，即一個落後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種「不成熟」由於當時德國新興資產階級「鼠目寸光的法律與秩序市儈主義」而被保留下來。這些新的權貴們迴避和害怕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危險，只從一己私利出發，片面強調秩序和穩定，一再錯失政治改革的良機。韋伯擔心：「這種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但最終使民族振興的願望付諸流水，甚至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即民族本身的解體。」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韋伯的先見之明。德國資產階級的平庸、淺薄和自私，使他們陶醉於經濟而不關心政治，無法承擔「掌握國家航行」的使命，他們寧願做容克貴族的附庸，而被排斥在社會進程之外的德國下層民眾，更沒有把握長遠政治利益的能力。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中，在一戰戰敗恥辱的刺激下，德國民眾選擇了希特勒。繼而在希特勒對民族主義情緒的煽動下，沉湎於對「帝國榮耀」的遐想，充滿著「復仇」的渴望，偏執地追求國家的強大和「民族優越感」，任由納粹將整個國家拖入了戰爭，導致了民族大災難。
相同的情勢，相同的問題，相似的平庸。今天的中國，與當年的德國多有類同之處。一些人謹小慎微的自私，最後可能被野心家鑽了空子，抱殘守缺、得過且過的庸碌，葬送的是民族的利益和國家前途。歷史教訓，慘痛巨深，殷鑒不遠，有幾人能夠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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