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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 網上圖片
李恩柱
對齧噬國基的人,皇帝雖然很生氣乃至生出殺氣,內心卻對他們有感情,常常放一馬。這一點,和他們用強硬手段對付「謀反」的人是有些不同的。乾隆對李侍堯就是一例。據說,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索賄一案敗露後,經欽差大臣和珅初審,定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但大學士、九卿奉旨核議時,認為應從重,改為即行斬決。覆審報告送達皇帝那裡,辦事果斷的乾隆皇帝不僅不再果斷,而且相當猶豫。
為甚麼猶豫?因為李侍堯乃乾隆的寵臣,乾隆帝不想讓他這麼死掉。乾隆最看重的不僅在於李侍堯對自己的忠誠,也看重李侍堯的能力。他曾多次當著其他臣子的面表揚李侍堯「天下奇才」、「最能辦事」、「最會辦貢」,言外之意「人才難得」。一般而論,對領導寵幸、看重的人,集體討論其善惡美醜時,討論云云,只是一種形式,討論者往往只是奴性地揣摩領導意圖。因此,當大學士、九卿會審認為李侍堯應「請從重立決」時,乾隆很不滿意。皇帝不滿意,但又不想拋開「尊重律令」這塊金字招牌,同時又需要裝出傾聽「眾議」的姿態,沒完沒了召開商討會議便是持有權力者愛用的一招。沒完沒了的討論,會使人精神懈怠、崩潰,最後順從權力的意志,使權力者滿意。
不滿意的乾隆,又命令「各省督撫議」,而督撫依然是「咸請如大學士九卿議」,主張從重處理,判斬立決。就在乾隆有點傷腦筋的時候,江蘇巡撫閔鄂元(當時他還在安徽巡撫任上)主張給李侍堯一條活路。據《清史稿》云,閔鄂元是窺得了皇上的真實意圖——「寬侍堯」,所以,他才別出手眼,與眾不同地認為:「侍堯歷任封疆,勤幹有為,中外推服。請用議勤、議能例,稍寬一線。」閔鄂元做這樣的表態,並不是毫無所據的亂說,而是有《大清律例》的「八議」做理論依據。所謂「八議」,包括「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等內容。《大清律例》的「八議」對象,實際說來都是統治集團的「親賢勳舊」,他們即使犯了法,執行過程中的程序也與芸芸眾生不同,法理上獲得特殊待遇。
「八議」的好處究竟有哪些,害處又如何理解,為甚麼自從它在三國曹魏時期入律以來,直到清朝都成為歷代法典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只簡單否定或蒼白肯定,未免顯得稚嫩和空洞。但就李侍堯一事來講,「八議」使鐵案迅速軟化,最後乾隆皇帝下詔:「罪疑惟輕,朕不為已甚。」改斬監候。也就是說,李侍堯判了個死緩。至於那個閔鄂元,因為此事做得合於聖意,而被調任到富庶的江蘇做巡撫。
大約半年之後,乾隆尋了一個機會,李侍堯便走出監獄。乾隆皇帝授予他三品頂戴,命他赴甘肅「總辦軍務」,接著又任陝甘總督。自此李侍堯不僅獲得了生命,仕途也相當坦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李侍堯又轉任閩浙總督一職。《清史稿》稱李侍堯雖「屢以貪黷坐法,上終憐其才,為之曲赦」。又曰:「侍堯眷遇尤厚,屢坐贓敗,屢屈法貸之。蓋特憐其才,非以其工進獻也。」李侍堯病逝後,乾隆帝賜銀祭葬,並賜諡號「恭毅」。李侍堯生前的所為所行,與死後備極哀榮的現實,如巨石投進湖裡,蕩起的漣漪由近及遠,深刻影響著人心。
乾隆對李侍堯的所作所為,粗看和他的治國理念有矛盾之處,因為這位皇帝一直認為:「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斧鉞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不止」。實際上,他對官員貪腐是有所區分的,並不認為李侍堯這類能臣之貪之腐和蠹國害蟲有關聯。乾隆時代,重能輕賢的傾向明顯。乾隆中後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日益懈怠,官員不以清廉品節相尚,出於能員的貪官倒不乏其人。帝王的這種理念直接源於專制的皇權思想。因為專制體制下,皇帝需要的是聽話的官員,哪怕他是一個貪官,但只要奴性十足,效忠主子,也會得到恩寵。這些貪官,喜愛的只是財色酒,根本不會公然挑釁皇權,不會導致皇權不穩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雖然也是皇帝思考的,但與權力的壟斷和獨佔比較起來,永遠處於第二位,甚至是末位。這種邏輯,雖然沒有一位帝王肯明確加以表述,但觀其行為,卻大多如此。而且愈到皇朝末期,那些皇帝秉持這種邏輯的痕跡愈明顯,直至新王朝建立。
緣何立國皇帝重反貪甚於重臣子個人的能力?皆因他們親眼見到腐敗對國家的侵噬,親眼看到官員的貪腐怎樣激起民憤,親眼見到貪腐怎樣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親眼見到敵手如何摧枯拉朽。所謂能臣創造的價值,與貪腐巨大的負效應比較起來,不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連皇朝的基礎都敢於吞噬的人,哪裡談得上貢獻?但第一代帝王耳聞目睹的事情,後代帝王則是僅有耳聞無緣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沒一搭了。以後新王朝循環往復,重走前朝路。
反腐敗與忍讓腐敗,實際總在糾纏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個更可怕?是腐敗可怕,還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更可怕?是寬恕李侍堯這樣貪腐者可怕,還是將其一網打盡可怕?置腐敗於何地,粗看是反貪堅決不堅決的問題,其實與如何治國相關。《清史稿》曰:「人君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愛憎喜怒,屈法以從之,此非細故也。」誠哉斯言!可惜它只出自史家,乾隆們卻未必持這種識見。 (識貪.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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