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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蟋蟀乃中國特有的民間文化活動之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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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聲漸近，蟋蟀也是應時而鳴。每年秋季，民間不少地方都會舉辦鬥蟋蟀的比賽，吸引愛好者參加，雅好此道者，也不遠千里趕赴產地，挖掘收購名蟲，此乃中國特有的民間文化活動之一。
蓄養蟋蟀相鬥為戲，據說起源於唐天寶年間。雄性蟋蟀的翅上有發聲器，好鬥善鳴，喜獨居，若遇同性，必一決高下，古人根據蟋蟀的這一特性，蓄養以之相鬥娛樂，進而決賭財物，甚至不惜投以萬金，付之一博。南宋之際，城市工商業高度發達，鬥蟋蟀這種市井娛樂也進入到了一個鼎盛時期。詞人姜夔在《齊天樂．蟋蟀》的序裡提到：「蟋蟀，中都呼為促織，善鬥。好事者或以三二十萬錢致一枚，鏤象齒為樓觀以貯之。」這一社會現象，也是承襲唐代富人「鏤象牙為籠而蓄之」的奢靡風氣。宋理宗的時候，權臣賈似道好為此戲，不惜荒廢政事。《宋史．賈似道傳》曰：「嘗與群妾踞地鬥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賈似道的家裡專門建有用於貯養蟋蟀的「半閒堂」，他常與小妾鬥蟋蟀為樂，視為比政務更為重要的事情。
在此時期，民間鬥蟋蟀的活動也是十分興盛。如在三吳一帶，遊藝場所都有鬥蟋蟀的場子，由人設擂，若有挑戰者，須把蓄養的蟋蟀呈上檢驗，務使相鬥的蟋蟀個頭大小相當，經過雙方的認可，比賽方才開始。旁觀的眾人也可以根據自己支持的一方下注。不過，比賽是在一個高台上進行，只有蟋蟀的主人可以目睹相鬥的過程，其他人只能在台下仰望而已。然而，即使無法親睹，也是無阻旁觀者的下注熱情，縱然為此輸至千百錢，賭徒們也是無怨無悔。
鬥蟋蟀的盛行，也衍生了相關的產業。明代的時候，為了捕捉到勇武善鬥的蟋蟀，人們每年立秋之後，就到河北的易州、西陵等地尋蟲，以梅花方翅為上品。捕捉到的蟋蟀，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飼養和訓練，每天飼以磨碎的黃豆，等蟋蟀開始求偶，再把兩隻雄蟲放在一起，讓它們互鬥，第二天，再往罐裡放兩隻雄蟲，挑戰頭一天的勝者。勝者若是又能卻敵，則為「將軍」。能夠連殺三隻雄蟲者，則為「大將軍」，持之與人決鬥，戰無不勝。吳中一帶，還追捧與蜈蚣共穴的蟋蟀，名為「蜈蚣蟋蟀」，人們視為名品。
《清稗類鈔》載，明宣宗朱瞻基酷嗜蟋蟀，曾下密詔讓蘇州太守替他物色名蟲。蘇州的一個下級武官，捕得一隻勇健善鬥的蟋蟀，通過快馬傳驛，進貢到朝廷。明宣宗得到以後大喜，遂以軍功獎勵這位武官世職，以至於當時的吳中童謠唱道：「蟋蟀叫，宣德皇帝要。」而且，明宣宗對於蓄養蟋蟀的用具也非常講究，他曾下令御窯和官窯燒製了大量的蟋蟀罐，作為宮中貯養蟋蟀之具。由於這些蟋蟀罐形制精美，造型雅致，被後世之人推為奇珍，皆以收藏宣窯蟋蟀盆為時尚。
明人陸粲的《庚巳編》載有一事：明代蘇州有個叫張廷芳的人，對鬥蟋蟀沉迷不已，卻又輸多勝少，不得不屢賣家產償債，久之，遂傾家蕩產。某夜他夢到家中供奉的玄壇神指點，到某地樹下挖掘，捕得一隻深黑色的大蟋蟀，自此與人賭決，從無敗績，獲利數倍於前。蟋蟀到了冬天死了，張廷芳痛哭流涕，以銀棺葬之。這個傳奇般的故事，後來還進入了話本小說。比陸粲稍晚的謝肇淛，在《五雜俎》裡就提到張廷芳一事，在當時已成為了話本小說的故事底本。而且這個故事還留下了一個傳說：蟋蟀死後，「大將軍」用金棺下葬，「將軍」用銀棺下葬，埋在當初捕到蟋蟀的地方，到了第二年又會有同樣的品種復生，非此則無。
即使是在處於亡國邊緣、朝不保夕的南明時期，鬥蟋蟀為戲，仍然未能禁絕。清人王應奎的《柳南續筆》曰：「馬士英在弘光朝，為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鬥蟋蟀為戲，一時目為『蟋蟀相公』。」南明弘光政權的內閣首輔馬士英，罔顧軍情告急之聲，猶以鬥蟋蟀博戲為樂，被人比作是南宋的奸相賈似道，稱他為「蟋蟀相公」。在他的主政下，弘光政權迅速敗亡，也是在情理之中。
鬥蟋蟀與釣魚、養鳥、種花一樣，都是人的興趣愛好，只不過，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方才是理性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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