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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建川博物館群中有一個「戰俘館」，專門展出抗日戰爭中被日軍俘虜的官兵事蹟。
這些材料和文物，都是樊建川專門去日本搜羅的。大概他去了日本多次。據說是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他耗費大量精力和金錢，搜集了上千冊的日文老畫冊，還購得大量當年日軍官兵拍攝的私人影集。
樊建川為抗日的俘虜訂立一個新名，叫「抗俘」，還央得解放軍名將，最後一位去世的老上將呂正操寫序。
呂正操認為，抗戰中的中國戰俘是遭到日軍最殘酷迫害的中國人，有的被殘殺，有的作為醫學實驗品活活解剖，有的被迫作為最苦役的勞工，也有的當場便被槍斃。他說：「我軍卻以人道主義精神對待日俘，以寬容和正義感化他們。後來他們不少成為反戰的中堅分子。」
樊建川說，「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敵方的殘暴殺戮和殘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視和入骨誤解、自己的無休自責和無窮懊悔，讓「抗俘」生不如死。
樊建川說，他的父親曾在閻錫山的晉綏軍中服役，一九四七年被解放軍俘虜。但一直在解放軍中成長，官至砲兵連長，參加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但他的光榮戰鬥經歷都抵不上「俘虜兵」這個歷史「污點」。
這個館我們沒有進去參觀，但我卻買了一本《抗俘》的書，內裡日本人拍攝的「抗俘」照片，也顯出中華兒女的英雄氣概。
比如書中有一位抗日的便衣隊員，在「八一三」事變後到上海日租界刺探敵情被捕。這位抗日志士前胸裸露，昂首向前，面無懼色，顯然是個鐵血男兒，照片刊登在日本畫報上。
一九四四年湘桂撤退中的衡陽大戰，國民黨守軍軍長方先覺，激戰至彈盡糧絕，方率部投降成為俘虜，三個月後方逃出到達重慶。此事在大後方議論紛紛，褒貶均有。總的來說，輿論和民意對方氏還是體諒的，此書中有若干日軍拍攝有關方氏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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