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敏迪
早期的甲骨文、金文書法,字與字的大小不一,結構組合也不固定,也還不能算是方塊字。但這並不影響人們對它們的會意,這反而讓人覺得更具有錯落有致的欣賞價值。從甲骨文線條刻寫的纖細規整,和金文鑄造的認真勁上,特別讓人感受到一種對於天意神明乃至文字本身的虔誠敬畏之心。上海博物館書法館展出的「保卣」,上面的金文是周成王時期以秦為代表的「西土金文」,和青銅器館中屬於「東土金文」的吳王光之劍上的鳥蟲書還是吳王夫差盉的銘文,一個是遒勁凝重,一個是纖雅靈動,表現出了不同的地域的個性風格。繼金文之後,《漢書.藝文志》所說:「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而現存的石鼓文的大篆,考證認為:是秦穆公時代的作品。儘管吳王夫差盉的銘文也已經是長方形的,但人們仍然將奠定漢字為方塊字之功,記在石鼓文名下。而楚人李斯在大篆的基礎上把文字統一成的小篆,也不難看出東土西土風格的某些融合。規範與突破伴隨著漢字演化的整個過程,它讓人感受到歷史脈搏的跳動。
人們總是難以忘懷追求個性表達的結果是:繼篆書之後的漢隸,出現了被郭宗昌譽為漢隸第一的《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其書法藝術的妙處正如楊守敬所說:「寓奇險於平正,寓疏秀於嚴整,所以難也」。一筆一劃之間,能夠如此層出變化,往往在看似平凡中顯示出出人意表的不平凡,總是能讓觀賞者得到某些觸動和啟示。上海博物館的這一早期拓本,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這個特色。
漢隸演變到魏晉時期行書以後,就有了更豐富多彩的發展。一方面是門閥世家在追求養尊處優中,或是越來越變得殘暴,或是愈來愈變得庸俗無能;一方面是士人在高壓下愈來愈失去了政治的熱情,於是「樂琴書以消憂」,不少人傾一生精力於藝術,以表現自我的存在,使書法藝術也上升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巔峰,其代表人物則非王羲之莫屬。繼永和九年寫下《蘭亭序》以後,王謝門閥中人的王羲之於永和十一年三月他稱病棄官,由會稽蕺山徙居金庭。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他一變漢魏以來筆法,獨創出一種圓轉流利的風格。
《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就是長安永福寺懷仁,從唐內府所藏王羲之遺墨中,花了二十四、五年的時間集字而成的,這裡的宋拓本就比較完整地展現了王羲之的藝術成就。王羲之終於對人們不斷的表現個性追求做出了一個總結。以王羲之為分水嶺的書法藝術,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書家們又開始了一輪新的個性表現的多種追求和展示,它也預示了這輪新的融匯與突破,將會更加多姿多彩地表現出人們不懈追求的精神,乃至不同人物靈魂的掙扎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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