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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在十一月份的「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放映活動中，我應邀將分別在兩次影後座談中擔任講者，兩次主辦者都請我談論楊牧。
楊牧是我最欣賞的台灣作家之一，重讀其詩集也讓我想起台灣文學的閱讀經驗。初次閱讀台灣作家作品是在中學時代，說與中學有關，但不是透過教科書。那時是八十年代，中國內地來的書種遠遜於今天，當年在書店最顯眼位置擺放的都是台灣文學書，且以系列為單位來排列，如洪範、九歌、圓神、遠景、爾雅、志文，還有八四年創刊的《聯合文學》，每月都在書店看到新的一期。
每天放課後我都到書店，站著讀了一些，也用零用錢買了一些回家看，由此咀嚼著一個一個作家名字：白先勇、黃春明、蘇偉貞、王禎和、張系國，他們共同參與染織我成長經驗的八十年代氣氛。
我當時也特別留意新詩，因為自己已開始試著去寫。在新詩來說，當時最出名的詩人是余光中，因為他八十年代初仍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又擔任過多屆青年文學獎新詩組的評審，所以我也讀了不少，他在《白玉苦瓜》等詩集以融鑄古典轉化創新的新詩語言，成就特出，有許多值得借鑒之處，但給我文學思想帶來真正影響的，是我稍後在中六那年讀到的楊牧。
那年是一九八八年，楊牧出版了新的詩集《有人》，裡面有一首長詩《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以磅礡的氣勢、反覆深思的人性信念和社會議題，扭轉我對台灣詩歌感傷纖巧和鄉愁處處的印象。由此我再追讀楊牧的其他著作以至當年台灣的社會運動書籍，獲知一個更龐大而蕪雜的世界，也由此感知文學是一條通往理念的甬道，而台灣文學，是以別種與香港相近又迥異的歷史文化染織而成的另一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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