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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
近日，研究煙草的謝劍平當選工程院院士，引起了某些專家和媒體一窩蜂式的批評。許多批評者將煙草氾濫的責任歸結為科學家的研究，居高臨下地進行道德上的審判。然而，眾聲喧嘩並不意味著真理的敞開，義憤填膺的討伐無助於維繫公正。在瀏覽了相關材料以後，我非常反感那些「判決式的批評」，認為它們至少存在兩個邏輯上的死穴。
反對謝劍平先生當選院士的首個理由是：煙草有害，設立煙草院士席位是變相殺人。這個邏輯實際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在這個世界上，對人有一定害處的商品多得數不清（如酒、爆竹、抗生素、食品添加劑、部分裝潢材料、軍火、汽車等），但並不可能一概禁止；要求科學家不研究它們，無疑於強迫他們玩扮演鴕鳥的遊戲，相反，努力將其害處降到最低限度，才能真正造福於人類。對於煙草的功與過，人們已經爭論了數百年。事實上，煙草既有對健康不利的方面，也具有提神和消除疲倦、殺菌、止痛的功能，故而受到許多人的喜愛。在倫敦、紐約、首爾、北京、麗江，你到處都可以看見煙民。毫無疑問，煙曾給人——尤其是寒冷地區的居民——帶來身心的快感。17世紀，偉大的英國詩人彌爾頓曾寫下這樣的詩句：
獨自一人，我點燃了一支煙
就像，點燃我自己
我，只是塵土一粒
隨著煙霧，消失不見
筆者曾在英國生活過，知道彌爾頓描述的是不少英國人的共同感覺。自哥倫布於15世紀從印第安人那裡拿到烤製好的煙草後，這種能燃燒的玩意兒就開始捕獲西方人，煙草的香氣逐漸瀰漫到了整個歐洲，吸煙者的意象進入了現代史。當然，如果煙帶給人們的只是快樂、靈感、浪漫情懷，那麼，它就不會具有如此自我矛盾的形象——廣受喜愛而又聲名狼藉，銷量驚人卻總是被限制乃至禁止。在煙草最初傳入西方時，人們就發現它具有驚人的負面魔力：它能麻痺人的神經，污染人的肺腑，讓人精神恍惚，甚至一命嗚呼。現在，全球每年死於吸煙者多達數百萬人。為了減少其危害，西方國家從15世紀開始就曾發佈禁煙令（嚴酷到處死違令者的地步），設立眾多的禁煙區，提高煙草稅和煙草價格，限制吸煙者的年齡，保護不吸煙者的權利，但種種舉措仍然不能減少部分人對它的依賴和喜愛。近年來，中國也開始重視煙草的危害，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也同樣不能阻止煙草銷量的上升趨勢，煙民的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之多。對於中西方的廣大煙民來說，「吸，還是不吸」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世界範圍內的控煙運動收效如此之小，以至於反對謝劍平當選院士的人都承認其「失敗」品格。這絕非僅僅顯現了資本的意志，更表徵著人性的本己趨向。既然煙草無法從消費者的賬單上消失，那麼，要求科學家完全迴避相關問題就是不合理的霸道行為。它可能顯現純淨的烏托邦情懷，卻實際上於事無補。相反，面對人類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離不開煙草這個事實，正視它存在的合理性，研究減少其副作用的有效途徑，則是真正有益於我們這個物種的大好事。將禁煙與減害結合起來，人類方會為找到理性控煙的有效路徑。
其次，反對謝劍平先生當選院士的人斷言：任何減少煙草危害的研究都以失敗告終，無法改變煙草的害人本質。單從邏輯的角度看，這種看法就具有獨斷論的嫌疑：任何事物都非絕對不可改變，煙草自然也不例外。吸煙有害健康，但我們可以減少其有害的程度。也就是說，我們至少可以在「量變」的意義減少吸煙的危害。進而言之，在控煙運動「失敗」的前提下，這恐怕是無可選擇的選擇。比起絕對禁煙的倡議者來說，走這條道路的人們可能顯得不那麼純潔，但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事實上，通過設立過濾嘴之類的手段，人類已經部分地降低了吸煙的危害。在中國正式出版的期刊上，有關降低煙草危害的論文並不罕見。比如，2008年《世界元素醫學》第15卷就發表了《提高煙草質量安全性降低吸煙危害性問題》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就職於大學的兩位作者提出了在煙草中加入硒元素的「減害」思路。我不是科學家，不知道此類思路是否切實可行，但卻明白一個簡單的邏輯：即使這些方法的效果不理想，但這絕不等於此路不通，科學家完全可以在減輕其危害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如果減害技術毫無效果，那麼，謝劍平先生緣何因此類研究獲得國家科技獎？他的導師為甚麼會成為院士？難道這一切都是權力與資本合謀的結果，皆為公開的騙局？是不是研究香煙減害就意味著被資本收買，便犯有不可饒恕的原罪？從科學方法論的角度看，檢驗命題真偽的尺度是經驗（實驗）而非預先的價值判斷和道德立場。我相信沒有人敢斷言：在未來的研究中，人類絕對找不到香煙「減害」的方法（這種斷言皆是獨斷）。反過來說，只要有一例實驗證明香煙減害有效，我們就可以證明「香煙減害是偽命題」這種說法是偽命題。
我並非煙民，也積極支持在公共場所禁煙的政策，要求保護不吸煙者的權利，但不認為提倡禁煙者永遠擁有發佈真理的權力，反對強加給煙草研究者身上的所謂「原罪」。面對「煙草博士」之爭，一邊倒的「道德審判」和「裁決式批評」不足取，理性對話才是解決問題之道。本人寫下這篇文字，就是想加入可能會發生的「理性對話」中。（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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