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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談社會「大和解」
文平理
梁振英當選之後，提出與曾經是特首候選人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會面，向他請益。這不僅是一種謙虛善意的態度，而且是新特首推動社會「大和解」的應有之義。何俊仁卻提出要與激進反對派捆綁一起與梁振英見面。這不僅僅是表錯情，更重要的是未能把握社會「大和解」中理性溝通的真意。激進反對派的基本定位是「逢政府必反」。若民主黨與激進反對派綑綁與梁振英會面，肯定會被他們騎劫成一個「逢梁必反」的會議，民主黨不過是激進派陪襯角色而已。對於何俊仁及其民主黨來說，社會「大和解」既是挑戰，更是回歸理性溝通路線的一個重要契機。民主黨理應在「大和解」中扮演一個正面的角色，為香港的經濟民生做點實事，而不應甘於淪為激進反對派做政治騷的附庸。
民主黨與激進反對派早已坐不到一起
梁振英勝選之後，提出分別約晤另外兩位候選人唐英年和何俊仁。何俊仁打蛇隨棍上，表示會面不應只是禮節性。他期望組織「泛民」人士於4月中與梁振英開嚴肅的工作會議。然而，一直企圖「食咗民主黨」的公民黨對此卻嗤之以鼻。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毫不客氣地說，任何關於反對派合作的建議，應先在飯盒會「傾通傾透」，教訓何俊仁不應「隔空呼籲」，意即何俊仁無權組織「泛民」人士與梁振英會見。公民黨、工黨等激進反對派議員甚至當何俊仁「冇到」，反客為主地「限定」梁振英在立法會大樓內與他們談2017年雙普選和《基本法》23條立法兩項課題。人們由此不能不提出這樣的疑問：何俊仁能夠組織激進反對派坐在一起與梁振英溝通交流嗎？何俊仁提出這樣的建議，是向激進反對派表錯情，還是對激進反對派缺乏應有的了解，抑或是對社會「大和解」中理性溝通的真意不甚了了？
綑綁會見民主黨只會淪為激進派陪襯
香港政治光譜中的民進黨式政團，包括社民連、「人民力量」，公民黨雖然曾經用溫和形象示人，但也是香港政治光譜中的激進反對派。當年公民黨與社民連聯手策動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不僅暴露了他們全面對抗憲制的本質，而且表明他們政治上的激進與「人民力量」、社民連等並無本質的分別。工黨李卓人一直是反對派中的「鷹派」，例如李卓人聲稱，「泛民」應與梁維持抗爭關係。何俊仁強調民主黨不是「逢梁必反」，但若民主黨與激進反對派綑綁與梁振英會面，肯定會被他們騎劫成一個「逢梁必反」的會議，民主黨不過是當了激進反對派「逢梁必反」的陪襯角色。當年民主黨在「五區公投」和政改中拒絕被公民黨、社民連綑綁，就是不願意淪為激進反對派的附庸，甚至被他們「食咗民主黨」。現在何俊仁卻主動提出與激進反對派綑綁會見梁振英，看來確實有些不智。
梁振英豈有工夫陪激進反對派做政治騷
事實上，梁振英已強調他的施政重點，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解決深層次矛盾。梁振英在當選後即與不同界別團體會面，除了促進與包括反對派溫和力量在內的社會「大和解」外，也是非常務實地為就任後的施政作準備。梁振英顯然是希望通過與包括民主黨在內的社會各界別、各團體、各階層、各政黨代表會面，傾聽訴求，討論政策，以全面構思首份施政報告，令各項政策更具針對性及可行性，更能回應各方訴求。
如果何俊仁與激進反對派綑綁會見梁振英，極可能變成一場置迫切的經濟民生問題於不顧，而空談所謂民主人權問題的政治騷，這不符合市民的利益和期望。梁振英現在每時每刻都很寶貴，又要忙於組班子，又要忙於落區體察民情，還要馬不停蹄與不同界別團體會面，豈有工夫陪激進反對派議員做政治騷？何俊仁及其民主黨如果想在社會「大和解」中扮演一個正面的角色，為香港的經濟民生做點實事，就不應該甘於淪為激進反對派做政治騷的附庸。
社會「大和解」對民主黨是挑戰更是契機
民主黨不應該也不能夠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在反對派內部確實存在著「溝通」與「對抗」的兩種不同路線。在政改一役，民主黨勇於溝通與妥協，為政改突破原地踏步的「怪圈」創造條件，不僅防止了激進勢力大舉入侵自己的基本盤，而且在政治光譜上擺出更廣陣勢，顯示出更大的發展空間。香港政治光譜最激進和最反中亂港的一翼，已經被公民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佔據。民主黨既然不是「逢梁必反」，就不應與激進反對派綑綁在一起。民主黨的出路只能是繼續朝反對派的溫和力量方向轉型。對於何俊仁及其民主黨來說，社會「大和解」當然是一種巨大的挑戰，但更是回歸理性溝通路線的一個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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