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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談社會「大和解」
文平理
推動社會「大和解」，首先要彌合建制派之間因激烈的選舉競爭而產生的嫌隙，實現建制派的大團結。建制派大團結，有兩個問題最具指標意義：一是新特首組班，能否任人唯才，注重吸納「唐營」中德才兼備的精英；二是新特首能否注意吸納唐英年政綱的內容，包容兼顧包括工商界在內的各界別利益。顯然，推動建制派大團結，新特首梁振英掌握最大的主導權，責無旁貸；而新特首與「唐營」之間的良性互動又至為關鍵，包括「唐營」在內的各方政治力量也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唐營」人士應主動發揚己之所長，與新特首和衷共濟，協力治港，真正實現只有一個「香港營」的目標。
新特首組班應招攬「唐營」人士
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競爭，無論如何激烈，仍然是屬於愛國愛港陣營內部的競爭。兩位建制派候選人及競選團隊，沒有根本的政治矛盾和利益衝突，沒有理由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陣營，兩個陣營大可「一笑泯恩仇」。而且，唐英年的競選班底，涉及社會各界的精英，既有商界人士，也有熟悉政府運作的前高官，匯聚本港的精英階層。從他們中吸納部分人士進入新一屆政府的管治團隊，對於加強政府施政，廣納各方意見，處理各種深層次問題都有積極作用。若新特首組班沒有這些社會精英參加，不僅是香港的損失，也不利於建制派的大團結。
因此，新特首要彌合建制派的嫌隙，在組班時應以愛國愛港、用人唯才為原則，特別要重視吸納「唐營」的人才加入新政府，既可顯示新特首團結所有建制派的胸懷，也有利新一屆政府施政。有意見認為，「唐營」工商界人才濟濟，此為「梁營」所不及，梁振英應盡快與「唐營」工商界人士密切溝通，就治港的一些重大理念和政策請教工商界人士，以避免未來治港藍圖出現不足和遺憾之處。
古人說：「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正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唯有像江海一樣具有包容萬象的容量，才能彌合選舉分歧與嫌隙，促進建制派大團結，聚合愛國愛港治港力量。若梁振英能羅致「唐營」的一些精英人士加入下屆政府治港班子，一方面對於消除梁振英與部分工商界人士之間的隔膜，建立相互間的良好關係，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唐營」工商界人士愛國愛港，對國情熟悉、又有從商經驗，梁振英能羅致「唐營」人才，對於下屆政府提升管治水平和施政能力，也大有裨益。
用人之道關乎社會禍福
中華民族的人才觀，集中體現在儒家「論才必以德為先」的觀點上。儒家認為，德是才的基礎，才是德的表現。有德則才顯，有才則德著，無德則才虛，無才則德貧。德和才是相輔相成的。因此，儒家人才觀把人才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德有才，這是棟樑之才，應該重用；第二類是有德無才，可以小用或不用；第三類是有才無德，此類人如果做起危害社會的事來禍害極大，絕不能用。建制派大團結，不等於要去吸納那些有才無德的政客。這些人做起危害社會的事來禍害極大。不能排除這類人趁愛國愛港陣營呼籲社會「大和解」之機，冒用「唐營」人士名義進行鑽營，以遺禍新特首和未來的治港班子。對此，建制派必須有所警惕。
用人之道關乎社會的禍福。宋代楊萬里指出：「陳平背楚歸漢，終為漢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為梁之福。」劉邦任賢得陳平而漢興，但南朝梁武帝蕭衍統重用東魏降將侯景，導致「侯景之亂」，梁武帝自己也被活活餓死，亂事更對中國南方社會生產造成極大破壞，六朝古都建康「千里煙絕，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南史．侯景傳》)。《資治通鑒》也說：「兇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兇人之性能否改變雖不可絕對化，但任用惡人，往往後果嚴重，卻是歷史反覆印證的基本規律。
新特首應充分汲取「唐營」政綱優點
新特首在施政上必須體現包容兼顧原則，充分參考及汲取「唐營」的政綱，從中取長補短，進一步修改和完善政綱。梁振英的政綱對香港未來發展見解較為全面、獨到、深刻，切中了問題核心，有利於香港長遠全面發展。但也要看到，任何政綱都不可能在每一個範疇都有獨到見解，必須不時借鑑他人有啟發性的建議，進一步完善政綱。
今屆特首選舉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比拚政綱，兩名候選人的政綱各有特點，各有千秋，大可互相吸納補充。例如，在房屋政策上，兩名候選人都認同要增建公屋及興建居屋，但在具體數量及速度上各有不同，而各自都有提出一些支援青年住屋的政策，這些都可互相參詳。而且，「唐營」人士以工商界、金融界為主，在財金、經濟等政策上有不少真知灼見。加上「唐營」人士長年從事有關行業，對行業的情況及不足都了如指掌，所提出的建議也更有針對性及可行性。
梁振英應盡早與「唐營」的工商金融界的支持者會面，在未來的施政上聽取其意見，既可以使新特首的政綱及施政藍圖更加完備，也顯示新特首積極回應「唐營」人士的訴求。新特首吸收「唐營」的政綱，展現推動大團結的誠意，有利於建制派攜手搞好香港的經濟民生建設，共同為700萬人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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