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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
前段時間體檢，意外地發現自己的甲狀腺中出現了較大的囊腫，需要覆查和治療。與周圍人談及此事，他們皆勸我不要大驚小怪——在深圳，甲狀腺結節是高發病，他們也大都為此病所折磨。
翻閱了有關資料，初步斷定問題出在加碘鹽上——無論是碘缺乏，還是碘過剩，人都會患甲狀腺疾病；作為濱海城市，深圳人的食物中本來就富含碘，食用加碘鹽會破壞甲狀腺的功能，直接導致其發生病變。很多來自內地的健康人士在廣東生活數年，就莫名其妙地患上甲狀腺疾病，不幸者甚至罹患癌症。某單位一次體檢下來，甲狀腺疾病者竟然高達30%。在身心遭受痛苦之時，他們還被迫吃加碘鹽，以至於病情雪上加霜。這個問題不僅存在於廣東，也出現於所有碘過剩的地區。
弄清楚患病原因後，我決定購買非碘鹽。可是，所有超市的貨架上只擺著加碘鹽，這個小小的願望竟然難以實現。身為知識人，我清楚地懂得：食鹽是專賣品，直接由國家控制，普通商人無權獨立經營。然而，我更明白：食鹽的主要消費者是市民，後者無疑應該具有選擇的權利。可是，在滿城皆賣加碘鹽的情況下，他們選擇的權利無疑被忽略了。
據說，售賣加碘鹽的原因是為了防止市民得病，在食鹽中加碘體現了關懷眾生的善意。問題是，這種善意卻結出了「惡之花」：由於未給市民以選擇的機會，眾多碘過剩者依然只能買到加碘鹽，於是，各種各樣的相關疾病開始折磨眾多不知內情的國人。當然，為了讓患病的市民控制症狀，有些醫院開始售賣非碘鹽。可是，購買非碘鹽需要患病證明。也就是說，你只有在被加碘鹽改造為病人時，才能擁有享受非碘鹽的權利。這無疑具有濃郁的黑色幽默意味。事實上，提供非碘鹽的醫院尚屬於少數，大多數地區的人還無法購買到非碘鹽。於是，網上大量流傳著這樣的帖子：用什麼辦法可以使加碘鹽變成非碘鹽？此類文章雖然展示了民間的智慧，但更多地折射出深重的無奈感。
顯然，加碘鹽問題是個符號，是意味深長的社會症候，折射出當下機制存在的欠缺：作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普通公民無法參與公共決策，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據我所知，自1994年國家決定只售賣加碘鹽之後，有關方面沒有舉行過聽證會，讓市民就此暢所欲言，更未設立有效的渠道來收集來自市民的反饋。也就是說，補碘是全民政策，可是民意卻在其制定、推廣、執行過程中處於缺席狀態。與加碘鹽有關的決策都體現為自上而下的命令，其關鍵詞是「必須」：商店「必須」售賣加碘鹽，各級部門「必須」完成推廣加碘鹽的任務，宣傳機構「必須」強調加碘鹽的好處。在這個過程中，普通公民的聲音處於缺席狀態——他們既無法參與相關的公共決策，也無法提出反對意見，更不可能監督整個過程。也就是說，在選擇加碘鹽還是無碘鹽這件事上，普通公民沒有決定權、監督權、批評權，只能承受「被決定」的後果。這個事實無疑提示我們思考更多的問題。
現在看來，這種自上而下的決定顯然出了問題——不管是出於關懷眾生的善意也好，還是拍腦袋的產物，專賣加碘鹽的行為無疑造就了嚴重的公眾健康問題。根據科學家的研究，碘過量可以導致如下症狀：其一，甲狀腺腫（IH）和高碘性甲亢；其二，腦重量減輕，學習能力下降；其三，精子計數減少，生育能力變弱。正因為如此，歐美國家在推廣非碘鹽上態度謹慎，皆允許市民在加碘鹽和非碘鹽之間做出選擇，從未實行具有強制性的政策。筆者患甲狀腺疾病以後購買了若干日本和歐美國家的鹽，發現包裝上都明確註明有碘、無碘以及碘的具體含量，這顯然會使購買者心中有數。相比之下，中國所採取的「一刀切」政策卻忽略了地區差異和公民的選擇權，已經造就了大量病人（筆者不過是無數不幸者之一）。目前，中國有5個省區人均攝入碘過量，16個省區市處於大於適宜量水平。可是，有關強制售賣加碘鹽的政策並無鬆動之意。對此，民間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強烈。可是，面對以紅頭文件形式出現的國家政策，這些聲音無疑顯得微弱，總是很快就消失在國家敘事的強大背景中，難以產生實際的效果。
在不知道醫院售賣非碘鹽之前，我只好去香港實現自己的選擇——每次經過漫長的過關儀式卻僅僅帶回幾包非碘鹽時，心裡很不是滋味。不過，這有些奢侈的購鹽之旅卻提示我：如果相關部門能夠在此問題上徵求民意，假如我們可以像香港市民那樣在加碘鹽和非碘鹽之間做出選擇，這諸多問題原本就不會發生，我們原本可以不受這些苦——國家是公民共同體，給公民以選擇權，很多困擾我們多年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可是，現在，我卻不得不在繁忙的學術研究之餘寫下這些文字，為自己也為其他公民請命。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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