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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秋興八景》之一，一六二○年，上海博物館藏。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徐麗莎
松江畫派董其昌（1555-1636）是明末最有名的大書畫家、詩人、藝術思想家、評論家和鑒賞家，可說是位相當全面的藝術家。此外，他一生做官十五年，歷三朝君主，最後以太子太保致仕，是歷代中國藝術家中少見的。因此，當大家讀晚明繪畫史時，往往都將目光集中在董其昌身上。其實晚明藝壇上本是百家爭鳴，萬花競艷的。其中一位可與董其昌比較，而最具意義的人物就是嘉興的李日華（1565-1635），李氏的生活模式和喜好與董其昌接近，但鑒賞眼光和藝術思想卻與董有所不同。本文也嘗試從他們的生活和藝術交流看看晚明的藝術市場以及二人在藝術思想上的差異。
李日華官至太僕少卿，他是藝評家、藝術思想家、鑒賞家、詩人，也是書畫家，但存世作品遠比董其昌少。他比董其昌年輕十年，卻只比董氏遲三年中進士。如董其昌一樣，李日華一生中曾數次賦閒在家，又數次被皇帝徵召回朝。1604年，他因奔母喪而歸里，1606年又以待奉父親為由，再度告假，故在家一住即近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間，充分地享受作為士紳、書畫鑒賞家和藝術家的社會地位和生活。而董其昌於1559年時因得罪神宗而請病歸里，直到1621年才重返京城。1626至1631年又因躲避黨禍而回到松江。在這漫長的閒居生活，董其昌一直積極地以其士人身份進行藝術活動，一方面創作書畫，一方面與江南的收藏家交流。
人們都會認為士大夫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俸祿和地租，而事實上如董其昌和李日華般的文人，另一份重要的收入卻在於為他人作藝術鑒定和顧問、為人作書畫和撰文。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有不少關於藝術交易的記錄。譬如：
以畫易物：1611年6月5日，一位李日華稱為「夏賈」的古玩商「持示洮河卵石硯」，李日華認為是絕佳品。同時，夏向李求畫，所以李日華也就順水推舟，畫畫來換硯。這位姓夏的商人多次出現在李氏的日記中，可見他們有長期交易來往的關係。
定件交易：1612年7月3日，「王丹林以古印章贈余來乞書畫」。
質物貨款：1615年正月14日，「胡雅竹以吳中名公手墨來質錢」。
鑒定顧問：1609年正月16日，「客有持趙丹林山水，意仿北苑。柯丹邱竹石，驗具可疑」。可見，這些都是李日華豐厚的「外快」。
雖然董其昌沒有如李日華般確切的記錄，但他就刻過《戲鴻堂帖》、《來仲樓帖》等發售。又從董氏的書畫題跋和書札，能窺見他幾類的藝術交易活動。譬如：
經營古畫：「子久畫一幅，當銀捌両，如便即付來手。如不爾，仍歸之。子觀老兄，其昌頓首。」
收受報酬而接受定件：「綃五幅，留弟處，面奉其餘。計六幅先書往。橫卷筆凍，不能及矣。以兄不受贐，故亦不為虛套。乃諸珍品藥物之賜，一一拜堂，傷廉為愧，勤布感驚，諸不一。」
史料中還發現一封陳繼儒（1558-1639）給沈士充（生卒不詳）的手札：「潤筆三星，煩畫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可見定件太多，董其昌應接不下時便會請代筆，而陳繼儒就充當聯絡代筆的中介角色。啟功（1912-2005）研究董其昌代筆人時曾引《湘南識小錄》的一段傳聞，讓後人知道董其昌經營藝術品生意，許多時是由其朋友、家人甚至是家僕所安排組織的。而且酬應之筆，常有以代筆作畫充當的情況。從以上「傷廉」一詞與交易多由中介代辦的模式可見，董其昌對於藝術交易比李日華的來得忌諱。
天啟年間，二人同朝為官，不過，李日華與董其昌之間的藝術活動，是集中於1607-1623年間，即二人都賦閒在江南的時候。但二人卻又未必會見面，透過第三者穿針引線，如1612年正月8日，李日華謂「余舊所圖扇，己為董思白題云……」但沒有提及二人會面之事。1611年3月9日，李日華說有「譚愚公以董思白仿黃子久《富春山圖》見示」，然後李氏在上面題跋。董、李皆為藝壇上的名文人，互相在作品上題跋除了是交際活動之外，更能提升作品的市場價值。
晚明畫壇之首董其昌的藝術思想和鑒定意見，很快就成為人們認可的信條，但李日華也未必全盤接受。1610年10月，董其昌輯成《宋元名畫冊》，他在冊子中記錄了得到此二十幅畫的來龍去脈，其中他「欲去朱銳、曹雲西，未有可易者」而仍保留此兩幅。但李日華卻懷疑董其昌的鑒定眼光：「黃子久蒼率渾成，董玄宰疑為北苑，余謂未必。曹雲西、王叔明、倪元鎮俱未確。」在二十幅之中，其中有四幅李日華認為作者存疑。
董其昌和李日華也是晚明重要的繪畫鑒賞家，他們鑒賞眼光之所以高，是因為能在尊古重古的文人社會中建構出一套繪畫史觀。董其昌的《南北宗論》較為人熟識，他認為文人畫自王維開始，接其衣缽的是五代董源，宋米芾、米友仁父子，元四家以至明代的吳門畫派及他自己，這是學畫人當學的系譜，稱為「南宗」。而不可學的是唐李思訓至南宋馬遠、夏圭之輩的「北宗」。而李日華雖認同王維的地位，但五代至宋代的畫家中則認為荊浩和李成較董源重要，而且對董氏所謂的「北宗畫家」也沒有甚麼反面意見。
可由董、李二人的交往中看出晚明藝術活動是多元化的，而且當中也有很明顯的功利因素。然而在不齒曰利的古代社會中，李日華在《紫桃軒又綴》中也經常恨批以畫易物易金的現象；董其昌也經常強調寄畫於樂的創作態度，以蓋掩銅臭味，以至今天我們以為古代文人只視藝術為高尚的業餘嗜好。（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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