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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輝
溫健騮（一九四四—一九七六）辭世三十六年了，近日整理這位詩人的資料，找到他寫給《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吳平、陸離的一封信，刊於第九九六期（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題為《本報老友溫健騮的來函》，附有一小段「編者的話」：「他從遙遠的美國愛奧華大學，給我們寄來了王辛笛和穆旦的詩作。」那是四十一年前的事了，重讀這封信，倒覺得當中有些意見仍值得今時今日的讀者深思。
信中提到當年的「七．七」示威，並向示威者致敬：「香港七．七示威，雖說猛遭警棍無理打擊，但從大處看，從能夠爭取到輿論看，應該是成功的。中西部（美國）的保釣委員會決定策動八月六日（星期五）在芝加哥英領事館前示威；抗議他們的殖民主義和英警暴力，遙遙聲援香港同胞的英勇表現。你們收信之時，當為我們示威之日。中國同胞真是要敵愾同仇、共禦外侮了。」遙想一個風雲詭變的年代，恐怕不能說沒有感覺吧。
信中提到古蒼梧的《新詩的出路》，溫健騮認為此文「引起爭論是必然的」：「介紹美式文化的樣板，會導致政治警覺性高的朋友反對，也會得到一些留意新詩發展的朋友同意或同情；因為香港詩壇的障礙多於助力，遂成一股鬱氣，多一種可能的發展總是好的。」當時還沒有電郵，仍是一個書來信往的時代，郵遞需時，也許還能保持若干思考的距離，詩一旦急於與時代、社會相呼應，很多問題總是有理說不清—信中所說的「鬱氣」、「多一種可能」、「總是好的」，都似曾相識吧，互相不同意猶嘗試包容異見，說來也真的是好的，到了今天的網絡時代，恐怕連這種討論的氣度也沒有了。
溫健騮當時曾提出另外一種看法：「假如新詩的出路只是為了聲色之娛的話，不如著眼於政治的覺醒更重要……」也許未必完全同意這種從「假如」跳到「不如」的論調，倒也能明白當中的「鬱氣」；他又提到「香港是殖民地，許多方面無法自主，其實已經過分含蓄。那句話的引申義應該是：無法自主就要設法自主。自主的必要方法是反抗殖民地的不合理。證諸七．七示威的警察暴力，以前的說法應該改為香港是殖民地，凡是有關中國人的事都無法自主……」這恐怕就是四十年前文藝青年的「鬱氣」的一個源頭吧。
至於當時「新詩的出路」是否需要「多注意多刺激不合理的政治情況」，是否「務必要中國同胞們多具政治意識」，「寫作的朋友」如何自我「再教育」等等，說來就話長了，尤其是遠離了當時的社會語境，就更加有理說不清了。
像溫健騮那樣的文藝青年當然不同意「拒談政治」，並且認為「人實在是『政治的動物』，沒有了政治，只好是動物了」，可他認為「即使他們下了水，我們也應報之以石頭」，「至於有些創作的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常常看見他們在寫個人的頹喪和敗亡而不及於任何社會的層面，自己總覺得那實在是不道德的……」這些想法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免言重了，今天社會上的「鬱氣」無疑比四十年前要「剛性」得多，然則談政治而旁及「新詩的出路」，在這個充滿戾氣與怨氣的世代而言，未始不是一份值得尊重（甚或尊敬）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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