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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蔚然的「不厚道」，或說是坦誠，不只表現在面對他人上，對自己同樣如是。
對《私家偵探》，他的確是滿意的，但也知道缺點在哪裡，「如果要改寫，我知道怎樣改，不過很少人去改寫一部小說啦。」實際上，《私家偵探》的結構是有所缺失的，紀蔚然本來想改，後來又覺得，無論有甚麼問題，不如留給下部小說去解決與改進，這本醜的一面，就先留著好了。
做大學老師是正職，而從事戲劇是興趣與志業。有一陣子，他本已安於這兩者，卻剛好受到台灣印刻總編初安民的影響，有了新嘗試。
「我要成立印刻，你來寫專欄好不好？」
「我怎麼會寫專欄，我只會寫劇本。」
「你試試看嘛。」
一試之下，效果竟還不錯，其他媒體也陸續找紀蔚然寫，前後寫了四個專欄，因而變為一個可以從戲劇走到散文、雜文的作者。
如果沒有這機緣巧合，他不可能跳去寫小說，一定會認為自己還不夠格。「20歲覺得不夠格、30歲不夠格、40歲還是不夠格。」卻未想到多年累積之下，其實自己是可以寫小說的。
台灣文學界很少有人碰推理，紀蔚然本是屬於文學、戲劇界的人，決定寫推理小說時，周圍的朋友都嚇呆了，「怎麼他要寫推理，他瘋了嗎？」但這恰恰是好玩之處，一個創作文學和戲劇的人，突然跑去寫推理小說這種通俗文類。他說：「我希望結合文學與通俗。」
從推理看到通俗文化
推理故事的獨特方式是可以讓創作者學到許多東西。通常，紀蔚然看完一本推理小說，就對某個地方或某個國家的文化有所了解。譬如他讀松本清張的社會推理小說，其中有一本寫卡奴問題，讓他發現原來日本1980年就已出現卡奴，而台灣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有。一本推理小說，就能窺視出台灣與日本社會發展進程的15年差距。
紀蔚然最近看挪威作家尤．奈斯博的作品《知更鳥的賭注》，發現這位暢銷推理作家的三部曲中，所提到的大眾文化符號全部來自美國—歌曲、電影、典故通通來自美國，於是就好奇：「挪威到底是個甚麼樣的國家？」很想去挪威看看，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通俗文化和娛樂文化嗎？
從推理小說中獲得的最大樂趣，其實是看到一個社會的橫截面。
《私家偵探》的特色，就是寫出台灣的特色。紀蔚然一直都在思考：「我生活的台灣目前是甚麼狀況？它的歷史是甚麼狀況？」並想方設法將這兩者綜合，藉推理小說分享與凸顯自己的感受—「這其實就是我最想做的，推理只是一個寫出台灣樣態的手段。」
不耽溺於病史
但在創作中自我代入，勢必面臨痛苦。「尤其在寫主角心路時，我邊寫邊害怕，怕自己會瘋掉。」那段書寫體驗的折磨之處在於，從未想過可以這樣整理自己的一些心理狀態，那麼多的遭遇與折磨，從前不敢去回想，而這次終於選擇面對時，為甚麼會選擇推理？「因為面對它，也不能太耽溺。」
紀蔚然說：「太耽溺於個人病史就不好玩了，但推理會讓我抽離出來，所以整個過程蠻辛苦也蠻過癮。」小說初稿寫主角的心理病史其實更長，差不多兩萬字，朋友看了抱怨受不了，「你這樣子沒有人要看啦。」忍痛割捨，書寫本身帶來了淋漓盡致的過癮，「雖然想到它、談到它，我還是有不安。」
其實人生的確有些反諷，紀蔚然寫劇本寫了三十幾年，也算是有所成就，卻從未想到胡亂隨便寫一本小說《私家偵探》，竟然受到如此大的關注。坦白來說，他認為自己倘若有成就，應該還是在戲劇方面——「那也是我蠻自傲的，可沒想到寫這個，就得了這麼多獎、這麼矚目，就覺得，我的天啊，好像以前都白混了。早知道20歲就開始寫小說了。」
今年11月，紀蔚然會有一齣名為《拉提琴》的新劇在台灣演出，而其後的兩三年，他表示自己不會再寫劇本，打算轉換跑道專注寫小說，且幽默自嘲：「才寫一本就這麼風光，那為甚麼不多寫呢？」
他坦言自己現在心中已有三部小說的構思，不過，寫作又不必和時間賽跑。
「慢慢來吧。」「私家偵探」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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