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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的背後，誰在主宰？ 網上圖片
王曉鏵
時下，人們最痛恨的事依然莫過於腐敗。提及相關問題，議論者或慷慨激昂，或詼諧笑罵，或沉痛不語。然而，情感的風暴過後，腐敗者照舊逍遙，痛恨者依然無奈。冥冥之中，似乎有什麼主宰著我們的命運。
盡人事而待天命，是國人延續了數千年的生活態度。這本身並沒錯，但並非什麼都可以從天命層次獲得答案。在很多情況下，被歸結為天命的現象都最終顯現出人為的痕跡。落實到腐敗之類問題上，天命說顯然失之牽強。明明是某些人在腐敗，卻把責任推給天，未免太不厚道。那麼，我們為什麼會陷入似乎無限循環的怪圈中？在繁蕪的表象背後隱藏著怎樣的主宰性力量？
這個問題太大，大到人們可以給出許多答案。前些年，有些學者提出超穩定體系說。大意是中國社會形成了一種穩定的自我生產體系，後者可以近乎無限地循環下去。在這種超穩定體系中，少數下層個體雖然可以通過科舉制度升上高位，但這只是以別樣的方式再生產有權─無權的內在秩序，強勢個體還是可以安然享受包括腐敗在內的福祉。此說問世之後，不少讀者覺得自己茅塞頓開，好像已經獲得了終極答案。然而，仔細想來，我們不免會產生新的困惑：到底是哪種深層結構決定了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狀態？它為什麼注定生發出包括腐敗在內的灰色現象？對此，後來者又提出多種假說。其中，一些研究者聚焦於權力結構的類型，找到了更加具體的答案：決定中國人生存狀態的不是天命，而是垂直的權力結構；只要此權力結構不改，世道就會按照既有的軌跡運轉，顯現為類似命運的強大力量；故而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推動權力結構的轉型。
從秦朝開始，中國就建構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社會，權力結構顯現為金字塔形。它猶如倒立的樹，最高處是決定眾生命運的根，而塔尖或樹根卻處於不受制約的狀態。倘若塔尖或樹根由好人（聖人、明君、清官）構成，那麼，臣民可能生活於幸福之中；反之，動亂乃至災難就在所難免。至於腐敗，則是這套體系絕非最糟糕的產品：人數最多的個體處於權力體系的底層，毫無約束有錢有勢者的力量，只能寄希望於「上級」對「下級」的掌控；越往上，個體所受的約束就越小，位置最高者實則處於毫無約束狀態；制約的逐級遞減意味著腐敗機會的增加；一旦有錢有勢者上下勾連，那麼，腐敗者就會撐起灰色的天空，形成完整的作惡體系。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出現了無數讚美聖人的詞彙。有時，我們仰望天空，不是嚮往天堂，而是為了迎接可以下凡的救星。為了尋找純潔的聖人，億萬蒼生常常望穿秋水。可是，期望掌握權勢者皆為堯舜，顯然不現實。祈願處於塔尖者永遠道德高尚、關懷眾生、放射出仁愛的光芒，難免會失望。在大多數時刻，「戈多遲遲不來，苦死了等待的人」。其實，只要是不改變權力結構，戈多來或不來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將希望寄託於少數人的道德水準，等於將眾生的命運交給偶然性。偶然性之為偶然性，恰恰在於它不可靠。於是，中國社會長期循環於亂與治之間，腐敗現象也綿延不絕。
在反思傳統社會結構時，毛澤東曾以「歷朝皆行秦政制」這句話做結語。弔詭的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並未真正告別「秦政制」，決定人們命運的權力結構仍呈金字塔形（或倒立的樹結構）。現在，改革的奧卡姆剃刀雖然破除了生產力發展的表層障礙，但卻未觸及這種權力結構本身。也就是說，它還未造就結構式的革命，沒有去除腐敗產生的機制。於是，大國崛起的凱歌與腐敗並存，公民孱弱的自立意識尚無法削弱官本位的強大氣場。要改變這種局面，我們就不能再迴避最基本的問題——權力結構的轉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公民意識的覺醒，現有權力結構的局限就會愈來愈難以遮掩：它不能使大多數人擁有約束強者的權利，無力支撐正在緩慢生長的公民社會。當經濟增長和公民文化要求它釋放更大的自由度時，它就會暴露出內在容量的不足。這種不足屬於其本質規定性，不能通過小修小補來克服。正因為如此，權力結構的轉型終將是我們無法迴避的使命。轉型有激進與緩和之別，推動轉型的人們可以選擇不同的節奏，但其方向卻是確定的：改變塔尖決定一切的社會結構，建立多元互動的政治體系，讓大多數人擁有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力。這個過程就是我們常說的民主化。與垂直統治的傳統模式相反，民主的最基本特徵是「異權分割」——人和人相對獨立、彼此制約、多元共生、「輪流統治和被統治」（亞里士多德語）。恰如樹上的果實，個體相互影響而無依附關係，形成「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語）。在政治學上，有人形象地稱之為「果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由「樹結構」（金字塔結構）轉型為保障個體主權的「果結構」。沿著這個方向走，我們才能越過傳統權力結構的邊界，建立遏制腐敗的制度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漫長，但理想終究會照亮現實。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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