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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彬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演出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
簡文彬這個名字在以古典音樂為文化根基的德語世界絕不陌生。現任德國萊茵歌劇院駐院指揮的他是極少數能立足於歐洲音樂殿堂的華人指揮家，日前，他來港第三度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演出氣勢磅礡的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舞台上引導整個樂團的簡文彬，不但一如既往地專業和全神貫注，更能讓人感到一種對音樂的心平氣和。故而當你面對這位成功的華人指揮時，會自然而然感受到他對音樂的愛——不是愛到深處人憔悴，而是情到濃時是尋常。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劉國權（部分）
與小交的第三次合作，對簡文彬來說駕輕就熟。樂師整體上並無太大變動，而演奏鋼琴的張巧縈和他一樣來自台灣且過去有過合作，因此大家都合作得十分愉快。樂曲方面，儘管節目單上沒有半個字提到貝多芬，但簡文彬覺得有趣之處恰恰是三首樂曲的背後，那個共同的隱藏式標題正是貝多芬—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在音樂史上被很多人稱作可以繼承貝多芬九大交響曲之後的第十號；莫扎特C小調鋼琴協奏曲讓貝多芬本人寫鋼協時都深受影響；而開場的舒尼特克《莫扎特配海頓》也引用了大量貝多芬的素材。
那麼身為指揮，簡文彬本人與貝多芬的作品又可有交集？一九九六年他剛剛進入德國萊茵歌劇院（Deutsche Oper am Rhien）工作時，第一次指揮的便是貝多芬唯一的歌劇作品《費德里奧》，他至今都記得自己謝幕回休息室後，整整半個小時呆坐在椅子上無法動彈，完全被音樂本身的力量所震撼。實際上貝多芬的歌劇，在歌劇史上不算成功，按簡文彬的話說，貝多芬不了解劇場效果，他只想用音樂展現他對平等自由的追求。但就是這樣一部根本不想賺人熱淚的作品，讓簡文彬在指揮時感到自己像被掏光了一樣。後來碰到歌劇院的資深老指揮，他才領悟，指揮貝多芬的訣竅，其實是若即若離。
扮演一個宏觀的角色
如果你問簡文彬他為甚麼想要做指揮，他會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理由：「因為其他都搞不來，就只好搞指揮。」
五歲時，隔壁鄰居拉小提琴，建議簡文彬：「你也拉拉看嘛。」於是他去跟附近菜場裡的一個琴師上課，琴師嫌他笨，拿筆往他手指敲下去，他不樂意了，怎麼學琴還要挨打？後來他去上私人音樂班，訓練對音樂節奏的掌握，也開始學習彈鋼琴。但鋼琴彈到中學，簡文彬便發現自己在技術方面有些地方始終無法突破。他認為黑白鍵盤沒甚麼想像空間，但當時他遇到一位很好的老師，老師要他將黑與白想像為有近有遠的中國傳統山水畫，並對他說：「你去找一本交響樂總譜，就會發現同樣的旋律，不同樂器演奏就有不同的層次。」
於是他逐漸開始覺得交響樂這個領域很有意思，比枯燥乏味的鋼琴有趣。後來去了專科學校機緣巧合結識台北交響樂團的指揮，逐漸走上這條專業道路。簡文彬自嘲：「所以你看，我就是小提琴拉不了就彈鋼琴，鋼琴彈不了就當指揮了。」
但指揮所面對的挑戰性當然更高。雖然技術上看似可以「偷懶」，「自己不用搞，人家搞出來，不對你還可以罵。」但實質上在工作前，自己要先去克服所有的問題。「依著我們年紀和經驗的累積，你才可以更純熟地在面對樂隊時，做好一個完整的作戰方針。」
和樂團的合作自然也會有摩擦，但簡文彬認為這也是很大的樂趣所在。「當然我們試著不管跟甚麼樂團合作，都想建立良好關係，但有時你就是會碰到一些樂團令你感覺隔著一層。」大家都很專業，指揮其實可以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反正拍子不會打錯，樂師演好就能結束任務，但是就會缺少一點東西。」簡文彬最初就是遇到無法在純演奏之外，更深入地去挖掘音樂的樂團。「那時候還在維也納音樂大學讀書，後來才明白，這是很常碰到的，就跟人和人一樣嘛，不用強求，該做的工作做好，再慢慢想辦法突破。」
西方浸潤與台灣經驗
指揮的責任有多大，很大程度上視乎自己要扮演甚麼角色。簡文彬說：「比如我來小交客席一場，想辦法把音樂會做得很成功就可以了，但當指揮剛好同時也是一個樂團的藝術領導時，需要承擔的責任便不同了。「你必須透過你的指揮，在演奏和未演奏音樂時都想辦法影響你的團員，幫助整個團隊發展。」
就像二○○一至二○○七年那六年中，擔任台灣「國家交響樂團」 （NSO）音樂總監的那個他。
那六年的音樂總監經歷，是他首次有機會實踐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之前也認為自己準備的時間非常長，那個樂團在我快要畢業時成立，幾個公立樂團之外突然異軍突起有這樣一個很優秀的團體，所以我一直很注意這個團隊。」直到被提名任命後，更要深入地去了解整個樂團的歷史、碰到過甚麼狀況，以及未來需要提升到一個怎樣的水準上。
六年，讓簡文彬變得更成熟。當然，也會有困惑。譬如那段時間他在台灣跑了很多地方，如九份、蘇澳等鄉下地方。「可能那些地方，就是吃完晚餐人們就拉個凳子坐在門口聊天，有時拉拉胡琴隨便唱個甚麼。我在那邊走，就心想，他們不需要古典音樂啊，我在搞甚麼鬼啊？他們這樣已經滿足了。」要他們聽貝多芬，有這個必要嗎？但這樣的思考過後，他醒過來了，推廣古典樂是擔任交響樂團總監的職責，而不是個人感情。正如人家常說古典音樂是小眾的，推廣的意義，或許就是想辦法把小眾做大些。
西方經驗與台灣樂團的不同，源自歷史、文化與血脈深處。
「只要我們講到交響樂，畢竟還是西方的東西。」簡文彬說：「我現在在德國，所有這些古典音樂，不管古典還是浪漫時期，都是德語區一個非常強勢的文化。」技術層面來看，或許在德國之外，香港、台灣、上海的樂團表現得都很好，但在所謂的風格上，「傳統」是無從對抗的。
對華人演奏者而言，所有東西都可以靠學習揣摩，但對許多歐洲人來說，音樂就是他們的血液，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一種直覺。「他們雖然有這樣一個所謂的優勢，但不一定好，因為有時候正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他們自己的東西，所以反而不想精益求精。」傳統有時反而變為包袱，當簡文彬在指揮過程中指出一些地方一向是錯的、需要作出調整時，他的樂師們卻會說：「這是我們的傳統。」
音樂是我的生命
和許多將音樂從興趣變為職業的專業人士一樣，簡文彬會告訴你「音樂就是我的生命」，也會坦言「可我不會說沒有音樂我就會死，因為不可能沒音樂嘛，我覺得講那些話的人，他有所求，但對我而言，就是音樂它跟我的生命合在一起。」即使有朝一日不能再指揮，只去聽、去欣賞音樂，他同樣會感到滿足；即使不是自己站在舞台上，只是做研究或找資料去理解作品，他同樣會找到樂趣。
簡文彬是幽默有趣的，而這幽默，更源自他對人生的從容。
他很明確地知道：「我沒有關係可以靠，沒有那種有人幫我打個電話就打通關係、安排好了一切的可能性。」他稱自己只是「機運好」。一九九四年在維也納碩士畢業後，他在那邊工作了兩年就去了德國，在萊茵歌劇院一呆就是十六年，中間又在日本太平洋音樂節工作了差不多十年、在台灣帶了六年樂團，但最終竟還是回到德國。
德國系統內有個不成文規定，你在一個藝術單位服務超過十五年，就會變為終身聘用。簡文彬是萊茵歌劇院唯一被終身聘用的華人指揮。而上一個享有這種資格的指揮，是個奧地利人，在八十年代便已退休，即是過去三十年裡，沒有任何一個指揮做到他所做的事。講到這裡，他也難免笑起來：「忽然覺得自己好偉大！」
可以複製這種成功嗎？簡文彬會告訴你，不一定。因為時代不同，也許你可能還沒畢業就會被劇院挖角去做指揮，但問題是你可以在那裡呆多久？
也許未來德國的劇院也不再使用終身聘用制，也許會模仿法國意大利，將合約與劇目掛鈎，年輕一輩可以做的就是準備好。「譬如我在做別人的助理指揮時，如果指揮突然拉肚子不能上台，不管是前一天跟我講，還是前一分鐘，我上去都不會讓他丟臉。」
簡文彬的成功，或許是幸運，但更是在每個機會到來之時絕不讓其流失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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