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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全
晚清中國，並非沒有改革的希望。其實，面對海內外一陣陣要求變革的浪潮，清廷也作出了相應的回應——例如，實行新政，廢除科舉，預備立憲等等。然而，這些措施並沒有挽救清朝的命運，尤其是預備立憲之舉，弄巧成拙，直接造成了清廷的垮台。可謂「假改革引來真革命」。
在風起雲湧的局勢中，知識分子也開始面臨著自身的抉擇。這是清廷政策的使然，也是時代要求知識分子必須作出一個交代與說明。「國破山河在」的歲月中，文人心中固然充滿悲苦，然而，若朝廷能夠對文人的感悟有所反應——哪怕這種反應是表面的，也不至於將後來的事態擴展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局面中。
經歷了「庚子國變」，深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維影響的知識分子，逐漸產生了一種共鳴——無論是以科舉功名出身的舊式文人，還是以西學留洋背景為利器的新派學子，都有一個共同的立場——國家必須改變。這種「改變」，要建立在「近追日本遠歐美」的現實國族生存中，也必須是一種新型國家體系構建的想像與努力。因此，改革，實際上已經成為一般知識分子的共識。另一個較為緊迫的原因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已然一次又一次發動武裝起義，誓將清朝皇帝拉下馬。與主張漸進改革的保皇文人相比，革命黨則全無「忠君、報國」的包袱，他們毫不諱言——就是要建立一個沒有君主帝王的共和國。既然清廷的主體是滿洲親貴，那麼，排滿——這一在後世看來頗有些實用色彩的政治主張，也就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登堂入室、大行其道。被魯迅譽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的章太炎，甚至曾寫下《客帝》一文，以漢族本位的立場，對力主變法維新、救亡圖存的光緒皇帝大加抨擊。這一切，看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改革派眼中，簡直是大逆不道、不可理喻。
照理說，有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清廷應當銳意改革，不斷進取。但是，現實的發展卻令這些對清廷仍舊寄予一絲希望的書生們大為失望。究其根本，便是清廷在改革過程中，將成果盡數予滿洲親貴所享有，引起知識分子、尤其是地方士紳階層的強烈不滿。在預備立憲與鐵路國有兩件事中，更是凸顯了這樣的矛盾。其實，在一般知識分子看來——尤其是在辜鴻銘、張之洞這樣的大人物眼中，清廷的滿洲親貴，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當時的中國，滿洲人與漢人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分別。伴隨著新式陸軍的建立，更是不存在象徵滿族軍事實力的八旗軍。更為重要的是，對於向來看重道統的中原文人而言，只要奉行儒家禮教，便可據天下之位。正是此種思想，才使得康熙年間，吳三桂那種以漢族民族主義動員方式進行的叛亂，未能得到漢人儒生的支持。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清廷卻不識時務，依舊以保持滿洲親貴的權力和既得利益為首要目標。親貴集團，已成為一種利益共同體。因此，在預備立憲之後，清廷雖然表面上實行了責任內閣制，但內閣成員多為皇親貴胄——被坊間戲稱為「皇族內閣」，地方文人尤其是立憲派大失所望。與秋瑾齊名的徐錫麟，就是從立憲派轉化為革命黨的。緊接著，「鐵路國有」政策，剝奪了各省地方商人的利益。因為鐵路係地方商人高額入股投資建造，可清廷收購價偏低，導致群起而反對。古語云：「國不與民爭利」，但當局以改革為名，行掠奪之實。批判、指責之聲四起，從地方的各省諮議局蔓延到北京的中央資政院。最終在「保路運動」的風潮下，造成湖北兵力空虛，釀成了武昌起義。
現今來看，選擇失望、憤恨與離去的，又豈止是伍廷芳一人呢？清廷為保有既得私利，置知識分子的拳拳報國之心於不顧，將他們推向了自己的反面。在史學界，有學者倡言「告別革命」之說，認為若無辛亥之舉事，國家可漸進轉型。然而，這一構想的前提是：清廷願意改革，而且是真改革。那麼，歷史的脈絡，已經對這一假設，給出了無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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