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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
1993年，我要坐鐵路隴海線經上海到杭州，去畢業分配的工作單位報到。這是我第二次坐隴海線，上一次走的是反方向，經黃土高原到重慶。東西南北部截然不同，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大相逕庭，而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時常在鐵路線上奔波的人，也就有所感受了。
西北部的人比較沉默寡言，話題比較少。就算是遇到了健談的人，語言也不會太活潑，像是夯實過的——這可能是我膚淺表皮的感受，對他們的語言，我還沒有能力深度領會。東南部的不僅話題多，語言也豐富，泛出種種小聰明。而且北方城鄉差異比南方更大，出了鄭州，鄉野立即就顯得荒蕪了。
火車繼續一路西行，過西安，入秦嶺。冬天西北的風景是單調的，可上下車的人比風景更少，鵝毛大雪飄飄揚揚灑在坡陡壑深的高原上，十分震撼，令我無法移開視線。會有小媳婦裹著頭巾抱著孩子帶著老婆婆上車，安安靜靜地放好背在身後的巨大藍棉布包袱，坐好，沉默著，到了站，又沉默地下車。她扶老攜幼的樣子，非常柔順溫和。
這回是往南走。進入徐州，物阜民豐的南方感覺漸漸濃郁了，有一個年輕的蘇州籍媽媽帶著孩子上車，和同行的朋友表情豐富地聊天。她對婆家略有不滿，也似乎過於偏袒自己的娘家人，說著這兩方如何帶孩子，比較著，斜眼撇嘴的，都是些聒噪的瑣碎事。我早先知道蘇州話好聽，但是聽到抱怨話和洩憤話，就覺得在跋扈戾氣之下，任何地方的話都不會好聽的。
同車的還有一個四川民工和一個溫州人。溫州人自稱是商人，很會做生意，提到他們富裕的村子，口氣非常驕傲。他伸出自己的鞋子，說道：「我這雙鞋在中國買不到的，60多美金，相當於500多人民幣。看看這個做工和設計，看看這個質量，真皮的，波鞋——香港人管球鞋叫做波鞋——多好，很透氣，不是人造革的。人造革很悶，腳會臭，這個不會，多好。我們也做這個鞋子，不管怎麼做，都做得沒有別人好，不過放在國內也可以賣了。」
他誇誇其談著自己的工廠，以及如何帶著現金在全國跑。四川人動心了，說道，「我去你的廠子幫你打工吧。」
溫州人馬上露出不屑的表情，說道，「怎麼可以？我憑什麼相信你？」
「我可以的，我很會幹活的。」四川人回答。
「幾十萬的現金，我怎麼敢交給你？你拿著跑了，我怎麼辦？我去哪裡找人？」溫州人正吃著盒飯，筷子在盒飯裡戳著，卻猛然發現盒飯很辣，掉頭罵著走開了一步的賣盒飯的乘務員，「這麼辣，你還說不辣，我怎麼吃？」
乘務員不甘示弱，回敬道，「吃你的，囉嗦什麼，怕辣就不要買。」
溫州人無趣了，繼續吃著。那會兒的乘務員權力很大，是不可一世的，即使是賣盒飯的呢。
「我是去打工，我很會幹活的。」四川人對著溫州人又重複，但是溫州人不理睬他。
我那時候初入社會，有著一份羞澀和警惕，不參與別人的閒談。但是覺得這個四川人太老實了，忍不住幫他對溫州人進一步解釋，「他的意思是去做工人，不做會計，不管錢。」
四川人點點頭，但溫州人還是不理睬。
車子到了南京，下車的人很多，位置空出來了。一個上海人站在車窗邊，問溫州人，這裡有人沒有？溫州人回答沒有，上海人遞給他一支煙，又遞給他一隻水壺，請他放在座位前的桌面上，表示位置有人了。溫州人照做了。
溫州人捏著煙，得意地笑道，「我吃完飯想吸支煙，就有人送煙來了。我一向運氣好，想要什麼來什麼。」
上海人上來了，溫州人又開始重複他說了很多遍的故事：他要去虹橋機場趕飛機，火車到達上海站的時間離飛機起飛的時間只差半個小時，半個小時內是否可以從火車站趕到飛機場呢，應該怎麼走？坐出租車來得及嗎？他問過我們的，但是我們都不知道，這回上來了一個上海本地人，可以有答案了。
上海人是一個精瘦黝黑的中年人，說話不疾不徐、不慌不忙的。他想了想，說，「這是兩個方向啊，路很遠的，上海很大的，一個區有一個中等城市那麼大，甚至比有些內地省會城市還大。很多老上海除了自己的區，其他區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去過，也不可能知道路，有時候出租車司機都未必知道路，何況你還要抄近路，怎麼抄？要穿過一個中等城市那麼大的地方，看地圖不行的。你最好找摩托車，火車站邊很多的，租一輛摩托車。他聽到要去虹橋機場嘛，開心死了，這麼大的生意。摩托車小，靈活，遇到堵車也不怕，可以從夾縫中穿出去。你告訴他趕飛機，他會幫你開得快一點。我也不知道從火車站往虹橋機場怎麼走才快。」
溫州人想了想說道，這是一個好辦法。討論完這個問題，溫州人開始重複他工廠和鞋子的故事。
上海人見多識廣吧，得到了位置，也還了溫州人幫他佔位的人情，懶得理睬他了，勢利的樣子流露出來，對他的工廠和鞋子絲毫不感興趣。溫州人走開了。他時不時在各個車廂走來走去的，好像是散步鍛煉，在我們疑惑他下車的時候，他會突然跑回來。跑回來，說一遍他的故事，無聊了，又走開去。
他剛一走開，上海人就說：「這個溫州人根本沒有坐過飛機。飛機票上寫得清清楚楚，必須提前一個半小時辦理登機手續，而且登機手續在起飛前半小時就停止辦理的，就是乘火車也有提前五分鐘停止檢票的規定。這又不是坐公交車，車子來了，剛剛好前一秒趕上，就可以上車。這個溫州人想要騙這個小姑娘。」
聽到這裡，我驚呆了，這樣的啊？我不知道呢，四川人肯定也不知道。小姑娘是我呢。
「小姑娘一搭話嘛，他就要帶小姑娘去溫州了。」他又說道。
「我是去畢業分配的單位報到的，我有工作的。」我解釋著，臉轟的一下就熱了。
過了一會兒，溫州人又回來了。他依然挺著急的樣子，絮叨著火車會不會晚點呢，真是讓人擔心，要趕不上飛機了，幾千塊錢的飛機票要泡湯了。
「飛機票和火車票一樣的，錯過了可以改簽，不要緊的。」上海人說，「你給我看看你的飛機票？是到哪裡的？」
「在朋友那裡，他在機場等我。」他回答。
「今天應該不會晚點，你下車就趕緊跑。上海火車站大，人又多，出站可能都需要十幾分鐘。你跑出去直接到火車站邊找那些拉客人的人，問他們哪裡有摩托車，讓摩托車帶你去，這樣也許趕得上，可是也只剩下十幾分鐘了，看你的運氣吧。」
上海人對溫州人的這番話令我和四川人大開眼界，他的態度非常誠懇認真，毫無玩笑和惡意的意味。我和四川人面面相覷，迷惑在真假裡，傻眼了。這台幽默戲，必得有如此四個人湊在一起，才好看。
後來，我知道了，上海有句話叫「挑伊上山」，發現誰吹牛不是揭穿他，而是鼓勵他吹得更起勁。這個「挑」不是挑擔的「挑」，是挑逗、挑動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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