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 馮玉祥。網上圖片
文：馬承鈞
不久前驅車去豫東民權采風，最難忘自然是誕生於此的兩位歷史名人——文哲大師莊子和「夢筆生花」的南朝作家江淹。當車子駛入民權縣境內，我馬上想起另一位名人—馮玉祥！
這是因為，民權縣之名出自愛國將領馮玉祥先生。
1926年初，廣東革命政府出師北伐，大敗直系軍閥吳佩孚，東北王奉系頭領張作霖想取而代之獨佔中原，於是派10萬大軍南下，與北伐軍在中原展開決戰。為策應北伐戰爭，1926年9月馮玉祥成立國民革命聯軍並親自掛帥，同時接受共產黨人李大釗「出兵西安，會師鄭州」的建議，首先平定了陝西、甘肅，救出被長期圍困的楊虎城部，隨後出兵潼關、直搗中原，一路勢如破竹，連克洛陽、鄭州、開封， 1927年6月馮玉祥與北伐軍在鄭州勝利會師，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省府設在開封市），並親率聯軍繼續東征，戰山東、克河北，一舉收復北京、天津。
馮玉祥主政河南期間，秉承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學說，提出要在中原「燃放三把火」，其中之一就是在河南設立博愛、平等、自由、民權四縣。經河南省政府報請當時的國民政府內政部批准，在豫東劃睢縣北三區、杞縣北五區，設立「民權縣」；在豫北沁陽清化鎮一帶設立「博愛縣」，這便是今天民權縣、博愛縣的起始。當時劃定的「平等縣」於1931年撤銷，劃入嵩縣、伊陽、宜陽、自由四縣；「自由縣」亦於1932年改稱伊川縣。而民權、博愛兩縣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眾所周知，所謂民權，指公民在政治上享有的民主權利。不知是否歷史的巧合，解讀民權縣兩位歷史名人——莊子和江淹的身世與生平，恰好與「民權」一詞大有關聯！
先來認識生於民權縣順河鄉青蓮寺村的莊子吧。周莊（約前369-前286），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哲學家，老子哲學思想繼承人和先秦學派創始人。莊子一生淡泊名利，主張修身養性、清靜無為，其哲學富含退隱、不爭、率性的品質，他是一個對現實世界有著強烈愛恨的人。莊子曾當過漆園吏的小官，但不久就歸隱了。楚威王聘他作相卻被他拒絕了。一生貧窮的莊子思想是豐富的。他的思想集中體現在《莊子》一書中。他憤世嫉俗，鄙棄權勢、名利和榮華富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請，力圖在亂世中保持獨立的人格，追求逍遙無恃的精神自由。這種精神，正是民權意識的集中體現！
莊子有許多名言令人記憶猶新，諸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等等等等，留到今天的《莊子》包含內7篇、外15篇、雜11篇，共33篇。在政治上，莊子取批判的虛無主義態度。他嘲笑當政的各級官吏，甚至於三皇五帝也不能逃脫。我們解讀《莊子》，首先要了解莊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東西——《逍遙游》。莊子所追求的「逍遙游」究竟是怎樣的境界呢？他的文字看起來似乎荒誕不經、渺無邊際，其實卻蘊含著大智慧。莊子生於亂世，他看破了功名利祿和生死，看透了官場的黑暗與虛偽，他有一顆放蕩不羈的自由之心，人間萬物乃至宇宙一切他都了然於心了……研讀莊子，處處可見他的內心充滿了極度高漲的追求自由的民權意識。正如廖仲愷在《革命繼續的工夫》中所言：「民權這兩個字的解釋，在政治上說，就是人民有參預立法、容喙政治的權；在法律上說，就是人民有不許別人侵犯他的身體、言論、信仰、住居、集會種種自由的權。」
再來看江淹。江淹（444-505年），是南朝著名文學家，今民權縣程莊鎮江集村是他的故里。徘徊於樹木蔥蘢的江淹墓前，我想了許多。江淹6歲能詩，是當地有名的「神童」。他祖上三代為官，但江淹13歲喪父，從此家道破落，靠打柴來養活母親。20歲時他教宋始安王讀「五經」，後又在新安王劉子鸞幕下任職，開始其仕途生涯，並歷仕南朝宋、齊、梁三代。江淹為官清正，不避權貴，直言敢諫，注重民生，具有極濃的民權思想。因為他深受民眾擁戴，朝野口碑極好，梁朝時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相當於今天正部級幹部。
作為文學家，江淹突出的成就表現在辭賦方面，他是南朝辭賦大家，其《恨賦》、《別賦》與鮑照的《蕪城賦》、《舞鶴賦》同為當朝文學兩座高峰。最著名的是他因受牽連入獄後在牢裡寫給建平王劉景素的《詣建平王書》，文章辭氣激揚、不卑不亢，字裡行間洋溢著真情實感，劉景素讀後大受感動，當即將其釋放。江淹的《報袁叔明書》、《與交友論隱書》等文也是當時廣為傳誦的名篇。江淹的作品總能以情動人，極富感染力，很受時人推崇。今天重溫他的名句「願歸靈於上國，雖坎軻而不惜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迤於山側。棹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沾軾」……還能被他的真情和生花妙筆打動，體會出他意趣深遠、峭拔蒼勁和善於摹擬的斐然文采。
中年後江淹官運亨通，生活養尊處優，其文學生涯卻逐漸低落，以致出現「江郎才盡」的無奈。我想，江淹的「才盡」，應該源於兩個方面：一是後期的高官厚祿使他脫離了生活、脫離了群眾，失去生活的真情實感，寫作的源泉哪會不枯竭呢？二是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中國傳統官僚體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王道思想，只許對朝廷「歌功頌德」，不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進入上層主流社會，當然難有寬鬆的創作氛圍了。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西晉的輿論「鉗制」到明清的「文字獄」，都導致文學家改行或集體噤聲。身為朝廷資深重臣的江淹，心中的民權意識和創作慾望自然日漸淡化，從而導致他逐漸走向「才盡」的邊緣。
|
放大圖片
